建筑师童明就认为，城市的扩张并没有为人们带来理想的生存空间，“21世纪的现实已经不能允许人们在乡村中建造田园城市，而只可能在城市的缝隙中谋求绿色空间。”那么怎么做？尤其在城市中心已经被过度开发的上海？童明建议，可将目光投射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大批工人新村，因为当时的房屋材料寿命只有50年，这些新村无法被更新，却可以成为绿色田园的附属地块，当然前提是“克制住贪婪的本性，能够不在其中植入过多的开发行为”。

　　在设想和概念以外，展览中呈现的还有几个颇为成功、比较接近田园城市理想的案例，其中有来自成都本地的刘家琨团队、台湾宜兰的“田中央”团队。“田中央”团队负责人黄声远介绍自己的项目时像在念一首诗，他说：“路窄一点人才可以相遇，灯要暗一点鸟才可以休息。”不长的PPT里面有一张照片让人艳羡——建筑师跳入宜兰河道中，在清澈的河水中游泳。然而，事实上，要达成这些目标需要时间。他们的许多案例经历多年，有时候没有了经费就搁着，再过很久有了经费就继续，原则是从“田中央”出发，做的设计从宜兰当地的生活细节入手，让每个建筑和街区像自然生长出来一般，不想让宜兰成为笨拙的城市的附庸，而是一个聪明的乡村。和“田中央”不同，刘家琨指导的“蓝顶实践”(蓝顶是一地名)则是一群艺术家到村镇中引起的一场共生。负责规划这片场地的知名建筑师刘家琨索性用一幅颇具古风的平面“天原图”展示这种共生的场面——农田和村舍疏落散开，中间是被汽车围绕的一块公共区域，房子不高，有院落相围，隐身在田地之中。

　　“我们要说的是，从蓝顶为契机的很大一片地方的发展的事情。”刘家琨说在阐释这个由艺术家发起、政府之后介入规划的实践时说，“我看到它不是城里人降临到一片乡村去做的事情，它也不是把原住民赶出去强制性围一块地来做的事情，它是一个混生的状态，你长一下我长一下，你变一下我变一下。”这个实践的目标则是创造出“山水田园，鸡犬之声，艺术创意，时尚前沿”共处的生机盎然之景色。村民对此也颇为欢迎：“艺术家进来以后，周围的村民的房子都可以租给艺术家，又有机会打工，大家都很高兴。”无论是从艺术家自发的集聚地发展而来的蓝顶聚落，还是台湾建筑师黄声远一头扎进宜兰，抑或是建筑师马清运去祖籍所在地、盛产美玉的蓝田种葡萄制红酒，都隐含着一种自然生长或者个人选择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自上而下由规划达成的图景相去甚远，也不具备可复制性。然而，这些确实提供了实现田园城市理想的某种可能性——从自然生长和个人选择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