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说电影全是围绕着他们的，单独看李雪莲的线，其实也能看出很多典型的中国现实剖面，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剖面。

　　在得知前夫去世，自己的状再无法告下去的时候，失控的李雪莲蹲倒在菜市场，嚎啕不起。不得不说范冰冰的哭戏还挺能打动人，病后的一段她短发凌乱，脸色烫红的差，进入状态撒开演了，是感受到了李雪莲这一路的遭遇曲折吧。她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果园上吊。后来她却又心态转变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面目，怪诞而又有些灰心地笑起来，不置气了。这时镜头才给了范冰冰演了全片也没求来的面部特写，她在为自己感到可笑。

　　纵观李雪莲上访之路，她有许多次动摇和不坚定，人情世故的冷淡欺骗和由之而来的失落情绪，几次影响了她的选择，但都没有打倒李雪莲的生活热情。第一次李雪莲静坐市政府被拘留，心身受挫死了心，心想前夫肯承认错误便不再追究，好生过日子。前夫却把她逼进了道德不洁的死角，李雪莲不得不重归上访路。十年后再次死心的李雪莲，听了老牛的意见不上访，问题却又被官员激化，后又中了厨师大头算计她的骗局，怒火再难平歇。

　　能跟李雪莲说话的这头牛也别具意味，知识分子常说“对牛弹琴”，大概就是他们对待没有文化的人的态度。有多少知识分子，把农村生活的那些女人统称为“农村妇女”，觉得他们丑陋、刁蛮、不讲理，差不多是地球异类。刘震云访谈中说他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无知，他们口口声声在说所关注的乡村议题，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丝毫不重要。他们忽视和没想到的，却是那些人生命的一切。人与人的不理解，或者引申到他们各自代表的群体之间的不理解，已经畸形扩大到了这种程度。

　　就好像那些被李雪莲折腾的死去活来的官员到底也没想清楚李雪莲究竟想要什么：她仅仅是为了脱去“潘金莲”的帽子，还是就是对他们行政无力的报复?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单独剥离出来，事情就会突然变的很好理解。李雪莲与丈夫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假装离婚，怀孕期间，丈夫出轨跟别的女人好上了。无论怎样丈夫在伦理上没有尽到责任，放在人情社会，我们都会站在李雪莲这边，可惜人情规约没有强制力。李雪莲上访其实是走上了一个错误的告状方向，她开始寻求冷冰冰的法律条文的帮助，在法律制度面前，她前夫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

　　但李雪莲如果没有选择上访，情况可能会更加难堪。就像原著小说中，决定不再上访的李雪莲立刻选择了去果园上吊自杀。

　　中国乡村有着相当高的自杀率，学者吴飞在根据自己多年在河北某县城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一本名叫《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人类学书籍，很是精彩。根据大量调查、口述，吴飞认为乡村的自杀行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精神疾病类的自杀，和“受到委屈”而自杀。这些非精神疾病类的乡村的自杀往往是“神圣”的、“取义”的，把他们送上绝路的是“受了委屈”、“自己的正义得到歪曲”、“人格受到了损害”。而自杀，不是示弱，恰恰是一种抗争。是威胁说：自己不是那么没理、也不软弱，这是追求正义的姿态、也是对他人实施惩罚。

　　人情的正义并不具备强制力，即便你理解李雪莲，你也只能道德谴责她的前夫;甚至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中，更可能包庇非正义情况，家庭中的任何矛盾也都被视为应该被化解。这时想要伸张正义的人，如果始终不愿意咽下这口气，被逼到边缘地带时，一种选择就是通过自杀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另一种选择就是寻求国家强制力来干扰他的家务事，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依靠。

　　显然，受到委屈的李雪莲，在各种熟人关系里“正义”无法得到伸张时，便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寻求国家援助。但国家选择的是用消极的手段来应对、积极的手段回避，“家务事”或者说公民的尊严是他们并不想管理的事情。像《我不是潘金莲》最后的定档海报中，圆形红色背景的李雪莲，茫然而没有答案地望着我们。而周围的男人，要么是轻视她，要么是想从她戳开的口子里得到自己的利益。

　　可以说，李雪莲如果自杀了，便会成为乡村自杀案例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尽管国家有各种理由认为类似的家务事难以清断，但当当事人不得不跳离乡村礼俗，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之地来为自己寻求正义时，逃避绝不是国家应该采取的姿态。就好像李雪莲可以给牛讲明白的事情，如果有任何一个官员不再以“对付”的心态而耐心聆听，并不会一直得不到纾解。

　　这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是，以下犯上倒不是说不可以，但你必须能耐小，没什么污点。比如李雪莲，在县政府门口静坐，要越级上访，把有牵连的官兵吓的兵荒马乱。你该说，抓起来不就好了!扔进派出所，随便找个罪名编排一下。问题就坏在李雪莲老实巴交，一个罪名找不到。不然费那么大功夫——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