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大钊同志是北大经济系教授,已经有很多文章问世。象他这样一位冬一棉袍、夏一布衫、茹苦食淡、苦心孤诣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是我们一些年青人景仰的先辈。李大钊同志关于“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等论述,和“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科学预言,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到新社会的曙光。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三年,我在高师课业结束,被派往安徽阜阳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大概是相当于现在“毕业实习”一类的性质)。临行前,李大钊同志曾嘱咐我,可在青年学生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所到地方越多越好,接触青年学生越广泛越好,任务是“广种薄收”,以学校教师的公开职业作为掩护进行宣传活动。同时也告诉我,不担负发展组织的责任。从当时的环境看,李大钊同志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他重视宣传舆论和思想发动工作。他对我们怎样开展工作的意见,既合乎实际情况,又切实可行。这样,李大钊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就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启蒙的先辈,而且还是一位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这一宝贵的指示,几乎贯彻在我一生的活动和工作中。
一九二三年底,我回到北京,领到高师的毕业文凭,并按当时的规定,回到云南昆明,担任中学教师。临行前,李大钊同志给我布置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多地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一九二五年冬,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形势发展,北方党组织通知我回北京。我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九二五年底了,我去向李大钊同志汇报云南情况,当时李大钊同志在苏联大使馆办公,但另开一旁门出入。李大钊同志告诉我:东北(当时叫满洲)很需要人,你赶快去,找吴丽实同志接头。他还向我介绍了东北的情况,布置了在文化教育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要求。当时由李大钊同志派往东北开辟党的工作除了吴丽实同志外,我知道的还有任国桢、杜继曾等同志。由李大钊同志批准,一九二六年春我在哈尔滨转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在大革命的形势推动下,由于吴丽实同志的具体组织领导,哈尔滨等地党的工作虽是秘密的,但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在文化教育界,党组织掌握的或党员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报纸有《哈尔滨日报》、《国际协报》的副刊,并出版了一份叫《灿星》的文艺刊物。党组织派人经办的滨江大戏院经常放映介绍苏联和十月革命的电影。党在铁路工人等方面的'工作也有进展。以吴丽实为主要负责人的哈尔滨特区党组织的工作,显得很活跃,因此也就引起了东北反动军阀的注意。
一九二六年底,由于《哈尔滨日报》上刊载了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侵占东北,抗议反动军阀认贼作父的文章,《哈尔滨日报》被迫停刊,滨江大戏院也被封闭。一些同志被捕和被迫转移,工作遇到一定的困难。这时,吴丽实同志曾派我回北京向李大钊同志汇报情况。我到北京见到李大钊同志,由于繁重的工作,他清瘦多了,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如故,他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让我赶快回东北,转告吴丽实同志,随着大革命、北伐形势的发展,党的活动还要发展扩大,东北也将成立新的机构。李大钊同志还指示我们,活动要注意隐蔽,不要过于暴露,已封闭的报馆、戏院就不要恢复了。总之,李大钊同志告诉我们,聚集力量,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次年,即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们在哈尔滨成立了最早的以吴丽实为书记的满洲省委。党在东北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就在此后不久,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随后英勇地就义于反动军阀的绞刑架下。“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李大钊同志悼念牺牲了的战友的诗句,也成了后起的同志对李大钊同志作为伟大的革命先烈的颂歌和最深沉的悼念。
从我和李大钊同志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是沉默寡言笑的,但一当分析问题和指导工作,却异常精辟而坚定,给人以“言必行,行必果”的极为刚毅的印象。建国以后,林伯渠同志为《李大钊选集》题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这总算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李大钊同志一生的为人和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时候,我曾想到过这总算是初步实现了先烈的理想,算是对先烈的缅怀和安慰。李大钊同志早年的诗中曾写过: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是对那些以身许国、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纪念,也是神州久经风雨、获得胜利的记录。但是,要在神州建立经得起任何风雨考验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我们这些幸存者的任务还很繁重,年青一代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但愿我们永远记住先烈的献身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斗争意志,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勤奋地工作和不断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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