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高考作文素材精选:“光明观察”
1.文学翻译不能总靠市场讨生活
邓海建
这些年,有关文学翻译稿费过低的讨论,多次见诸报端。“过去翻译一本书的稿费都可以在北京买到一个四合院,但是现在买一个厕所的角落都不够。”类似说法,也广为传播。近日,翻译家许渊冲获得国家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在众多报道中,也有不少人提到当下文学翻译稿费过低的现状,引发公众共鸣。(8月31日《华西都市报》)
在中国,文学基本还在头疼于“向死而生”的议题,就算没有“千字20-80元”的标准佐证,文学翻译的日子,自然也好过不到哪儿去。8月初,在柏林举行的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文学翻译家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家联盟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然而,在老翻译家名至实归的背后,却是国内文学翻译人才断层、数量寥落的现实身影。
翻译很火,譬如同声传译,而文学翻译却门庭冷落。冷落的原因,无非是文学翻译是件叫好不叫座的活儿。“叫好”的意思,是人人皆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历史而言,自19世纪启蒙思想家严复将《天演论》译成中文,诸多文学翻译领域的先行者,凭借个人禀赋与志趣持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启民智、传西学,裨益社会,滋养性灵。对内而言,没有应时而生的译著,恐怕就没有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譬如果戈里之于鲁迅、歌德之于郭沫若、屠格涅夫之于巴金,以及安徒生之于叶君健等。对外而言,没有传情达意的译著,中国文学就不可能骄傲地“走出去”。事实上,自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度就不断提高,不少评论家认为,莫言获奖,英文译者葛浩文和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功不可没。
“不叫座”的意思,无非是说翻译工作的诗意,往往被匮乏的物质回报所消弭殆尽。结果就是三种乱象:一是为了混温饱而抢时间。当初,傅雷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用了近5年时间,每天翻译800字,推敲斟酌,方为精品。如今,畅销小说《纸牌屋》的译者何雨珈却直言,“现在,一本几十万字的外文小说,翻译周期通常在4—8个月,算下来平均每天要翻译近3000字。”二是低稿酬逼人“层层分包”。往往是出版社将文本外包给翻译公司,翻译公司网上“悬赏”转包给做兼职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又将部分文本外包给朋友或学弟学妹……如此下去,甚至你读到的译著有可能是翻译自外国语学校的高中生之手。三是商业化等不及精品化。曾有某出版社将26部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按丛书翻译出版,这26部作品涉及十多种国家的语言,竟是由 “一人带队组团”翻译,事后证实,其翻译手段无非是“狂抄书”加“嫁接术”。
这些年,微信朋友圈常有一些原版“美文”,随后是近乎完全脱离原文内容与形式的译作,貌不合而神更离地表演着中文的“博大精深”。乔布斯的情书、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等无一幸免。文学翻译基本的“信雅达”,也沦为一种无边无际的玩笑。这就是被解构与市场化之后的文学翻译现状。可是,“中国故事”要讲好,文化互通要尽少损耗,文学翻译该怎么走呢?有一点是肯定的,连中国楼市都在宏调下走了十多年,文学翻译总不能丢给市场就不管不问。口惠实至,行政帮扶,中国的文学翻译才能平稳度过干涸期。
2.对市委书记捡垃圾当不妨“冷眼观之”
堂吉伟德
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消息,微博用户@橙子loveyou称,昨日上午10点左右和小伙伴们爬山,在毓秀山偶遇新余市委书记刘捷,当时刘捷正在清捡路旁的垃圾。该网友直呼不敢相信,呼唤小伙伴们都到毓秀山求偶遇!市委书记当起了志愿者,你会点赞吗?(8月31日《新京报》)
市委书记当志愿者,若是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环境中,这本不足为奇。然而若在官本位国家,这却是一件稀奇之事。因为真实的情况是,官员高高在上并“藏于深衙”,很难有地气的机会,以至于官员下班后像常人那样去逛逛路,也会在第二天成为“头条新闻”,并上升到“某某领导逛街考察民情”的高度。原本的人之常态,被冠以太多的身份角度与地位属性,为官者还是为民者之间,天然存在一条价值鸿沟。
割裂的认识之下,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不仅对官员的行为形成了限制,也左右了其他非官者的判断习惯。彼此都认为,为官者就应有为官者的架子,官员深居简出保持神秘感是天经地义,其他人对此也高度认可。正是这样的长期习惯形成,使得整个社会都缺乏一种平等的'观念,平和的心态,作为正常人的基本表现,却因为固有的偏见而成为罕事。
在国外,国家元首下班后到超市购物,或者送孩子读书,或者在马路上当志愿者,并没有引起惊叹和尖叫。究其原因在于其国家文化中,最基本的就是权利平等的意识。不管你职位再高,权力再大,首先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拥有你普通人的应有权利,因而你当志愿者也好,作义工也罢,都是一个人自由的选择。就像那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价值和权利标准,思想的“平等”才能避免“偶遇领导”引发舆论围观,以及褒之过度。
离开了平等和常态的前提,那么对于“偶遇领导”就会出现舆论的两极分化,要么是遇官则疑,要么就是褒之过度,却鲜有人“冷眼观之”,无论是真实践也好,还是假作秀也罢,把官员与他身边的人等同起来,不强调身份,也不附带级别,将其视为一个普通而具有正常权利的人,才能保持平淡而冲和的心态,也会让舆论不过于大惊小怪,让自己和为官者都感到不适应。确切的说,市委书记捡垃圾之所以稀奇而少见,并非官员群体单方面的错,社会普通一员都应进行自我反思。
有人说,“偶遇官员”成为常态,才不会有作秀的质疑。其实反过来,对官员的行为从常人的角度去理解,从权利自由的层次,既不过度赞扬,也不轻易贬损,以“人在做,天在看”的态度“冷眼观之”,才能构建一个理性而宽容的社会,也才能培植和引导正常的价值标准。如此,官场伦理和是非判断才不会被情绪化所左右。因而,当我们再次面对“市委书记当起了志愿者,你会点赞吗”这个问题时,真正的答案应当是,既不点赞也不质疑,而只是平常视之。因为此时的市委书记跟常人并无二异。
不唯官,不唯上,不唯权,不媚富,或许对“偶遇官员”才会少一些纠结而多一些平和。要给官员去魅,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还得减少权力崇拜和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