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景色定格在狭小的车窗中，一眼望去，尽是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车。我们的车子淹没在车潮中，像迁徙的群鸟中一片微不足道的羽毛。

　　堵车了。

　　我靠在窗边，透过窗外的蒙蒙细雨四处张望：紧闭的车窗里，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抱着奶瓶的婴儿，举着手机自拍的年轻人，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只小狗用爪子刨着车窗，看着它，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弯弯的小巷里，住着太奶奶和小泰迪狗，每逢过年放鞭炮时，小狗总是跟着我们跑，上蹿下跳。烟火划亮了那条小巷，黑夜变得格外灿烂。

　　坐在藤椅上的太奶奶，看着我们玩闹，笑得如同一个孩子。时不时地招呼我们去吃冻米糖。

　　太奶奶手里的冻米糖——炒过的香米，和着花生仁、芝麻，裹了一层厚厚的糖油——带着她掌心的余温，是过年时最甜的一种念想。

　　车子在我还沉浸于冻米糖的香香脆脆时，悄然开动，驶入了一个小小的服务站。

　　服务站里挤满了人。走进唯一的面馆，面馆里竟只卖一种面和馄饨，柜台前排着长队。队伍里，有人戴着指头粗的金链子，一掏就是百元大钞；有人双手黝黑生茧，掏出的是皱巴巴的零钱。

　　趁着大人们在排队，我溜到厨房门口。

　　旁边一位胖胖的叔叔问包馄饨的大妈：“在哪儿过年？”

　　大妈笑呵呵地说：“就在这儿。”

　　“你们一家人都在这儿工作？”

　　“不是的，女儿今年大学毕业教书了，儿子还在读大学。”大妈一脸自豪，“快过年啦，打工的都回家过年去了，人手不够，全家来帮忙。收银的是我女儿，我丈夫下面，我和儿子包馄饨。”大妈一边麻利地包着馄饨，一边接过话：“我们服务站不休息，不能回去，把两位老人家接过来，就在这儿过个年。”大妈在厨房里搭讪着，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