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上学，还未进教室门，就被他叫进办公室，问我圆明园偷一位叫春花同学的粮票。我很惊诧，觉得莫大的耻辱，我责问他，为什么不经过调查就认定的是我做的？他说他调查得很清楚了，春花同学的箱子钥匙在我拿了之后，箱子里的粮票就不见了。我冷笑，知道再怎么辩解也是白费口舌。决定自己把事情弄个年水落石出。我轻视的看他一眼，冲出了他的办公室。

　　在去教室的路上，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怎么都止不住，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侮辱的痛苦。我找到那位春花同学，要求她和我一起去寻找丢失的粮票。

　　我们来到她的寝室，打开她的箱子，一遍一遍的翻找着，在她的所有的衣服口袋，找了半天，一两粮票也没有找到，我有些绝望了，心想：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春花同学此时也觉得有鞋过意不去，努力的在各处翻找，她无意地掀起她床上是席子，那可恨的粮票就静寂的躺在席下。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回到教室，我有些自得，心想，看你怀德老师怎么解释你所谓的调查认定。正当我以为可以洗清冤屈扬眉吐气之时，听到的却是：“你很狡猾，你偷了粮票后，知道会被发现，所以在上学时就把粮票揣在口袋里。在我和你谈话后，你趁寝室里没人，偷偷地把粮票放在春花同学的席子下，然后装模作样地要求春花同学和你一起去找。。。。。。”我现在已经不记我是如何的离开他的办公室，但我现在对当时的愤怒仍能清晰感受，我记得我当时恨不得手中有一把利刃，一刀捅死他。

　　我的父母至今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时候的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沟通，父母们认为在学校，被老师称赞的孩子就是好孩子，有什么错，那也是孩子的错。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什么事情也不跟父母说。我心想，反正大人们都是一样的自以为是，以为我们这些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