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近代时期最富于“辩证”意味的地理学内部的辩论，当属苏联地理学中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方面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分合问题，主张二者结合的一方以巴朗斯基和萨乌什金为代表，他们坚持人地关系在地区上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则以康斯坦丁诺夫为代表，认为“统治物质世界的规律和统治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是完全不相同的”，“这两门学科无论在逻辑上甚至在实用上都不能合成一门学科”;并且认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纯粹的经济学科，应当和地理学决裂，彻底抛弃地理观点”。全国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小央于1934年5月16发布的法令中，肯定了巴朗斯基的观点，规定经济地理助教学应以自然地理为基矗但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各自独立发展一直是苏联地理学的特点。到了六十年代V.A.阿努钦又掀起了一场新的论战。阿努钦既抨击了“非人文”的自然地理学，也抨击了的“非自然”的经济地理学。他认为地理方法在地区综合体的研究上表现得最完美，只有在区域研究中， 自然特征、居民、历史和人口、经济才是平衡的。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如果从上述的“辩证”的角度来看，可以称其为一个非常好的例证。阿努钦选择了一条理论上的中庸之道，他的著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无疑是翔实而又扎实的。但就我国目前的地理学及“大人文地理学”的分科现实来看，在实践过程中，他们谁也没有错。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日益分离。我们把“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从大的“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这两门学科是同级别学科中发展势头最强势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也不存在必然的共同理论基础，或者是直到目前人文地理学也还没有找到本学科独特的理论基矗人地关系学说也不够强势。这也在表明人文地理学在基础理论方面发展偏于薄弱的现实。现在也没有谁一定要去争辩，到底地理学是应该怎样分科，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学者们纠缠于理论，苦于抽象论辩，可能是当时地理学实践所引发的，可能又是当时的实践无法清晰解释的。由上述辩证法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不简单是理论上的所谓“正、反、合”的问题，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评判作用。如果当时的实践无法解决争端，就交给未来的实践，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或许实践不仅能告诉你谁是正确的，还能让你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你们都没错或你们的讨论已然失去意义了。所以我建议，在运用辩证法解释学科发展过程中，不要忽略实践的重要作用，不然很可能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交由实践，不是不负责任的推卸，有时是不得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