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一本世说新语，这本书中摘写了许多的小故事，都是一些说道德，说道理的故事。不过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就像故事书一样。

　　我看到一篇什么管宁和华韵的故事，管宁和华歆有一天共同在菜园里翻土种菜，他们看到地上翻出了一块金子，管宁没有捡起金子，而是将金子像泥土一般，继续翻土。华歆却把金子拾在手中看了一看，才丢回地上。还有一次，两人一起在读书。一位做官的人乘车而过，大家都去看热闹了。华韵把书丢到一边，去看热闹了。于是管宁拿刀割断草席，分开去坐，向他说：“你并不是我的朋友啊！”华韵因为一时的有趣，为了一时的富有，而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觉得华韵没有高尚的'品德，而管宁就有高尚的品德。他看到金子不动心，因为这不是他的，他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华韵从捡黄金的事看出他想把黄金占为己有，只是怕管宁看到。我觉得我要像管宁一样，不为金钱失去良心。不为名和利失去良心。

　　孔融被别人抓了，可他一直哀求别人不要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捉了。但孔融的两个儿子却说：“父亲难道见过打反了的鸟巢下面还有完整的蛋，这两个儿子也立马被抓了，读后感《世说新语读后感》。”虽然这两个孩子被抓了，但他们小小年纪懂得整体既然保全不了，那么个体也不可能独存。孔融的两个孩子虽小，但懂得这个道理，应此不做没有用的哀求，从容镇定的接受厄运。我要学这两个小孩，眼望未来，知道结果以定，就不做无谓的事了。

　　还有许多，我就不一个一个说过去了。反正我受益匪浅。

　　叙事简明，精炼生动，为小品文之典范，词汇之丰富，远远超过其他笔记小说，对后代的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影响，所记清谈场面，往往描摹如画，使读者若临其境，若见其人。“文学”篇记孙安国（盛）与殷中军（浩）共谈，往复辩论，不暇用餐。左右侍者一再重温冷饭，而两人只顾奋挥麈尾，争锋口舌，以致麈尾脱落，布满餐饭，抵暮犹未进食。最后情急，竟至反唇相稽。殷谓孙：“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谓殷：“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彼此以“口”、“鼻”讥嘲，皆从辩论出发，读之失笑！一时热烈气氛，活跃纸上，《世说》所写，真善传神。“排调”篇记王文度（坦之）与林法师（支遁）讲析义理，林每欲小屈，孙兴公（绰）曰：“法师今日如著敝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说理以通达为贵，一有滞碍，即难成胜解，孙之诮林，恰当无比。“轻诋”篇记庾亮谓周顗：“诸人皆以君方乐。”周问：“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乐令，指乐广，为当时以清谈著称的名士，周顗认为以他相比，是贬低了自己，就说：“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无盐，丑女；西子，美人；美丑攸分，不宜相拟，设喻亦妙。又“政事”篇的“桓公在荆州”一条，叙桓温治荆州，政贵宽和，耻用威刑，桓温的第三子桓式（即桓歆）见令史受杖，仅从朱衣上擦过，即谓温曰：“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思是讥诮刑杖没打在人身上。桓温是否真这样政简刑轻，姑置不论。“上捎云根”言举杖之高；“下拂地足”，谓着地多，着人少；措语形容，巧用夸张，可见晋人之善于辞令。

　　《世说新语》中的名言隽语，层出不穷。如“德行”篇记郭林宗称黄叔度（宪）：“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谓其气量深广，不为物牵；“赏誉”篇记王夷甫（衍）称郭子玄（象）“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谓其辞采缤纷，议论不穷；“容止”篇记山巨源（涛）称嵇叔夜（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谓其风神俊异，潇洒出众；“文学”篇记孙兴公（绰）于潘安仁（岳）、陆士衡（机）二人之文谓：“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对比恰当，评价极公；“言语”篇记顾恺之描摹会稽山川之美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些话全都形象鲜明，比喻精妙，能把丰富的内容概括为极其精炼的文学语言，给人以深刻、具体的印象。又“言语”篇记晋简文帝（司马昱）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谓胸襟开阔，则无往不适，随处怡悦，觉万物无不可亲，其意既含哲理，语亦神韵悠远，令人领略不尽。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5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世说新语》一书，刻画了无数魏晋名士。他们有各自出彩的地方，但我颇为钟意在“任诞”中频频露脸的阮籍。乍看，他只是行为怪诞的荒唐之人，再看，其实他的内心比谁都清明。

　　阮籍，是三国时期的诗人。他一生所作的咏怀诗不下八十首，他在文学上的贡献更是无法否定的。他与他的儿子阮咸等人并称“竹林七贤”，而其同样会作诗吟赋的父亲阮瑀，则是“建安七子”之一。这不只是个有趣的巧合，而是家风的传承。他出身如此不凡，却只当过步兵校尉。但这并非是他能力不足、或是怀才不遇——这点就与同样浪漫李白不同了。相反，司马昭曾多次试探他，想他为晋出谋划策，却都没有如愿以偿。最终，他安息于景元四年的冬天。

　　民间流传十分广泛的，莫过于“阮籍三哭”的故事。阮籍在母亲死后，大吃酒肉，哭泣到吐血。这样的做法实在不符合当时的礼教与风俗，但他却在自己挚爱的母亲面前“放荡”，毫不收敛。不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对死人一事还是抱有畏惧与好奇的心理的。按当时的传统，阮籍本应守法守节，使老母亲的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但他这样的破坏规矩，不仅是自己真性情的体现，也是他对死亡一事看法的流露。他认为，“人生若尘露”，这与西方《圣经》的观点不谋而合：人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对母亲肉体的消亡，他没有守礼节，而是遵循本心，做一些对自己的心灵能起抚慰作用的事。

　　除了他揣于心间的“孝”，他的孤僻、怪异也不是什么可争议之事了。他假装不明白司马昭的心思，直言不讳地跟王戎说出自己对他的不满，每日尽兴地喝酒，从来不把当时那些规矩条例当成自己的行事准则。　　为什么这样怪诞的人能成为魏晋名士的典型，被后人铭记？因为他的生活，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像我这般年少轻狂的人，也单纯而肤浅地喜欢李白，喜欢阮籍，而不喜欢老师口中忧国忧民的杜甫。何人不想仗剑走天涯，看遍世间的名山大川呢？但我们做不到，也没有勇气去冲破自己为自己设立的枷锁。读后感·阮籍看似装疯卖傻，可他的内心却认清了自己想要什么，并付诸实践去实现，尽管这个过程被太多人误解。“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大抵就是如此吧。他明白当时朝廷的黑暗，也明白那些礼教制度的不人道。他不愿浑浑噩噩在官场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他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他看似毫无牵挂，但他内心的彷徨与纠结也还是存在的，否则他又怎么会有“第三次大哭”？王勃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说到底，他再怎么看破红尘，也终究是那个时代的宠儿。看透世道，于他而言，是促他随性，还是加增了同常人一般的折磨与苦楚？

　　旖旎阳光，深深竹林，隐约可见一个醉倒在自然间的身影。阮籍已远，但他的品格、追寻，深烙在一代又一代的狂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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