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甚施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