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来代替。我们并不是盲目地去搞复古，而是要反思自己历史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对于世界文化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一种趋同的思维模式，好像什么都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可取。知识体系可以有多种，不是单一的。现代化最突出的就是科技化，什么都要放到科学的标准里加以检验衡量。中国近代对传统的批判也是在科学的概念下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举起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所以一切都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凡是不符合科学的、民主的就要淘汰。问题是，人类知识体系中除了科学知识体系外，就没有其它的了吗?我们的传统究竟以什么为特色?我认为不同的文化因为类型的不同，有各自的特色，没有优劣可讲，不能做价值判断，这个好那个坏。

　　中国文化重视人事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像西方那样以科学知识体系为主，而是以人文知识体系为主的文化。近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他曾经对中西方哲学作过一个比较，他说：西方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比如古代希腊、印度的哲学，认为地火水风为万物的根源，注重物质，很精细，讲究精确。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老子孔子都很注重人事，而人事是变幻不定的，所以中国哲学有应变的长处，短处就是不怎么确切。章太炎的叙述是比较简略的，也很平常，但他确实指出了中西哲学差别的根源所在。西方哲学从静态物质发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以注重静态分析为主，注重的是部分和细节，习惯分别计较，物是物，心是心，分析物可以与心无关。注重理论的框架，逻辑的推论，体系的结构，追求语言的精确清晰，求其言中之意。中国哲学则从动态的人事发生，所以观察方法也是注重动态方式为主，注意整体和全局，习惯关联的思考，心物不能分开，分析物的时候不能离开心。注重实践的经验，具体的运作，应变适用，追求语言的文采简明，求其言外之意。这些都是因为文化根源的不同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而这些特点应该是并存，相互补充的，并不是一个替代一个。这就形成了两个大的知识体系。从西方发展出来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不仅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中国文化则形成庞大的人文知识体系，它就是缺乏具体的技能工具，只是讲一个整体笼统的。这两种知识体系今天我们都需要。我们生活中间不仅面对物质，还面对着人事，而人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变幻不定的，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维方式。上世纪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反思，这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发生，跟西方的文化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思想家都感觉到了，在西方近代发展以来，片面注重对物的追求。所以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倡一种人文的精神，不约而同地讲，要发扬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资源要到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

　　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在天地万物当中，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不要沦为外在世界的奴隶。我们面对上面的天，下面的地，中国人讲“天生地养”，人在天和地中间，人应该保持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西方文化其实也在讨论天地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有多重含义。天是万物生命的根源，“天地者，生之本也”。天的状态是一种气，阴阳之气，“阴阳合气，万物自生”。天生长万物，物有各种分类，禽类、兽类、人类，人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部落。往上推，祖先也是天，天是万物的父母，祖先是每个类的父母。天也有神的含义，就是生养之神。所以要祭天祭祖，拜祭生命的来源。祖先对于个人来讲，不是要绝对听命于天。到西周的时候就形成了基本价值观念，“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皇天不是看你是不是我的子女，就保佑、照顾你，而是要看你是不是有品德。由此可以看到，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上，人跟天的关系是决定于人自己。春秋左传里有一个说法，神聪明正直，但依人而行。所以西周时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人不是盲目地听从于天，相反自身品德的提升是取得神保佑的决定因素。这样人就有了主动性。西方古希腊罗马也有人的主动性力量，到了中世纪以后，就有了至高无上、绝对唯一的上帝，每人都要听命于上帝，这跟中国文化特点迥然不同。先秦时期也产生过这样的斗争。中国的思想家墨子，现在说他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他强调天决定一切。如果墨子的思想占了一个主导地位的话，中国也会走上西方的进程。然而中国是以儒家为代表，强调人主体性的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把自我修养、品德提升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天的意志。和西方相比的话，中国缺少基督教那种对神的绝对敬畏，所以常常讲中国人宗教观念比较淡漠，因为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家里就有不少的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

　　西方文化曾受中国文化影响

　　西方由中世纪走向近代，就是要冲破这种基督宗教的独断论，显示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他们首先到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价值的思想资源，所以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又发生了启蒙运动，启发人的理性自觉。在这些过程中，曾受到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的影响。16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有一批传教士到东方发展，到中国的有一大批，最有名的是利玛窦、南怀仁，这两位是最后死在北京的，他们的墓现在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子里。他们到中国以后，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当时是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讲天理，以世俗的道德来治理国家，和西方以上帝的意志来治理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当时欧洲的社会环境下，这是要被排斥的。从《圣经》里可以看到，有很多批评理性的东西。中世纪对于理性极端排斥，很多科学家被判刑，被火烧死。而中国理学的统治稳定地发展了几千年，这种情况被传到了欧洲。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他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发现用人理性的自我约束同样可以使国家稳定发展，他们就批评欧洲，说在东方有这样一个理性的乐园，反对宗教独断论。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神本主义，所以要用人本主义来破除。二战后的反思，人和地的关系。天生地养，地上有很多物产来养育人，地是物质财富。从天(在西方就是上帝)的独断论被摆脱之后，人们的理性得到充分发展，推动科学的发展，人有强大的力量改造自然，可以向地索取一切，与此同时，人又开始异化为地的奴隶。一战的时候已经有人呼喊，人已经沦为机器的奴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以后，工厂都是机器生产，人坐在机器旁边，一天到晚就一个动作。随之蓬勃发展起来一种拜金主义。中国强调人的主动性，见利思义，对利要有一定的约束。在先秦战国末期，荀子曾提到古训有“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的说法。君子要支配物，而小人是被物支配的。在物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自觉遏制人对物的无限追求，强调人不能纵欲，当然也不主张禁欲，而是讲节欲、导欲、养欲。在西方，当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控制自然以后，就拼命向自然攫取，结果人异化为物的奴隶。以人为本，就是要做人自己，不要做神、物的奴隶。把中国以人为本的精神充分发扬起来，对于世界来讲都是有意义的。　　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