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自泰勒以来的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总是以“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标志来区分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特别是如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 White)所说的那样，人是唯一的一个以文化的方式而存在的动物。由此可见，“文化”这一术语是人这一物种所具有的一个最普遍的属性，因而它也就是一个涵盖最广的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还是在“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术语之间作一区分为好，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把“文明”看成是“文化”的一种存在状态。但是，这种界定不同于泰勒所说的始于书写技巧意义上的那种文明。人是一个文化的物种，并依赖文化而进化。因此，人的发展过程，可以视为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人的文化进化的每一个不同的大的阶段，无论人们如何采用何种评价的标准，它都代表或反映了人类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存在状态即文明的状态。所以，人类所处的工业时代是一种文明，而石器时代也同样是一种文明。我们不能因为人在一个时期比另一个时期的存在状态显得原始和落后，我们就可以认为它不属于文明的范畴。

　　如果我们可以用“文明”表示人类文化进化的任何一个不同的阶段，那么，这就意味着，此阶段的“文明”便代表着人类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整体的存在状态。具体讲，根据泰勒的关于文化的系统观[4-5]，“文明”在整体上总是对应着一个由“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观念系统”这三个相互作用的亚系统所构成的文化系统。这样，我们当前所讨论的“生态文明”在时间上就对应着文化进化到今天的一种特定的存在状态，尤其是这种特定的存在状态是以“生态”为其根本标志的。“生态”表明了人的智力活动发展到当代，人对自身与整个环境的关系及在其中的位置有了一个合乎理性的确认。这种确认并不只是我们在科学事实方面所作出的一个判断，同时也更是在价值方面所作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确切地说，“生态” 作为今日文明的一个核心标志，它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构成我们的文化的“观念系统”正在发生着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或人的社会发展的整个价值体系及其取向正在发生变革。这一革命性的变革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发展将以一个逐渐“生态化”的价值体系来指导我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