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一大群武警官兵很快围了上来，小弟方松开手回头一一地跟我介绍，已快被摇散了架的我才算是缓过了一口气来。

　　晚饭由小弟所在部队的领导、及其上级领导机关的新闻工作者陪同，我本人倒不曾想我陈清贫在武警部队竟大名远播，一众人都对我说了不少“久仰”之类的客气话，并频频举杯，集中火力对付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小名人”。

　　幸好一边的小弟奋不顾身、频频挡架，最终由不胜酒力的我搀扶着从来未有过此类殊荣、而已兴奋得开始胡言乱语的小弟，回到了部队招待所。

　　第二天一清早，小弟请好假，并上上下下收拾一新，然后昂然地对我说：“北京我已混得烂熟，你报出地名，我带你倒车！”

　　那时杂志社还不兴报的票，于是我便随着小弟从一路车倒向另一路车，一家一家单位的跑。我俩见的第一个人是当代著名作家、电影《摇滚青年》的原著，刘毅然。那一天的刘毅然穿一件绸布对襟大褂，他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俩坐下，然后非常客气地告诉我们：最近他很忙，恐无暇为《知音》写稿，但他可为我介绍一些作者和被采访对象。

　　于是，他先为我写下了著名作家王朔及著名电影演员马伶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着他的旗号去找他们。只是非常可惜，当时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这就意味着，第一天我们俩整个一个白忙乎。

　　第三天，我俩去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朋友介绍朋友、滚雪球的方式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节目组的阿计等人相识。

　　当天上午，五六个人谈着聊着，不知不觉中，气氛便开始热烈起来，话题也渐渐扯开了。我一时兴起，就谈起了不久前一次登峨眉山的体会，我说：“人生不同的阶段里总有着不同的心境，但乐观的人总能找出不同的快乐的理由。如出发到峨眉山之前，我已对此行充满憧憬；而一俟到了峨眉山，哇！云海、飞瀑、奇松、怪石、佛光，真让人欣慰、兴奋到满足；及待返回到家中，无数甜蜜的回味便又必然是少不了的。”　　不想正在这时，一边闷了半晌焉不叽叽的小弟突然插了一句：“就怕已走到峨眉山脚，突然括机响了，低头一看：‘家被淹水，火速返回！’这样就憧憬也没有了，满足也没有了，回味也没有了。”

　　众人一听，顿时为之哄堂大笑，并连声叫绝。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小弟均找到了与陌生人交往时的感觉和自信，而开始与人接触时的拘谨和惶恐均一扫而空。我成了相声中的“逗哏”的，小弟成了我的“捧哏”的，我们俩一搭一档，组起稿来竟极为默契。

　　我俩的最后一站是中央电视台，“兄弟同心”之下，竟使中央电视台的文字工作者张斌先生和王红小姐大为折服，中午在其四楼宴会厅大摆开了宴席。

　　而小弟突然看见一向只是在电视上才看到的熟面孔竟一张又一张地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竟一时兴奋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满桌的佳肴和来来往往的名人，他不知该怎样合意地协调才能两全其美。

　　待我拿着一大摞稿离开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小弟由衷地说了一句：“要是天天过这样的生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