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而言，传媒时代的审美文化的问题与其说是“艺术消亡”，不如讲是“艺术被囚”。在消费主义的旗帜下，通俗文化已被媚俗文化与恶俗文化所把持。所谓的后现代艺术家是“不论什么废物都充当艺术作品”，结果是“不论什么艺术作品都被当作废物。”消费主义总是与图像文化联袂出击，无论是经济促销还是政治作秀，离开了艺术媒介无从谈起。从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到大大小小的歌舞晚会，艺术既无处不在又无处可觅。用尼采的话说，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正如他所指出的：“当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的时候，艺术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美学批评则被当作维系虚荣、涣散、自私、原本可怜而绝无创造性的社团的纽带了。”这番批评虽然严厉，但也不能不承认十分中肯。事情的症结在于：消费主义让艺术剩下了华丽的躯壳，去除了它的灵魂。这让当今世界的画家或作家或音乐家等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写作？什么是艺术创作？

　　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将“艺术何为”的话题继续进行下去。“我不会给艺术下定义，而是要探寻它存在的理由。”泰戈尔的这句话道出了美学永远的使命。用桑塔格的话讲：“从现在起一直到我们意识的终结，我们都无法摆脱为艺术辩护的责任。我们顶多是不赞成这种或那种辩护的手段而已。”当代美学面临的一项基本工作，仍然是“必须尽一切可能，对现代艺术加以筛选，把那些真正对人类有益的艺术与那些对人类无益的艺术区别开来”。传媒时代艺术文化生产的一个严竣现象乃是缺乏“对真正的艺术和伪劣艺术作出区别”。而从美学上看，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把握“崇高之后”的艺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