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里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会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 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geming与反geming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人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