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按照梁启超的看法，这正基于中国文化的开放特性。即使是所谓一尊的儒家，也一向实行“对外开放”的改革取向。清儒陈澧就说：“魏晋以后，以老氏之说傅合于儒者;唐宋以后，以释氏之说傅合于儒者。呜呼，安知后世无以回回、欧罗巴之说傅合于儒者乎?”陈氏所说的“傅合”，接近后人爱说的“同化”。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恰以多次“同化”了外来的文化，而实现自身的源远流长。

　　⑥陈寅恪曾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然“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不能不有所依托;“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他整理出的“隋唐制度”，首论“礼仪”，并附“都城建筑”，并及职官、刑律、音乐等。这些“制度”中，往往都有外来的成分。如北朝音乐中之“国伎”，就系外来者发展而成。不过因“流传既久”，有了中国特色，遂“亡其外来之性质”，而成了“国粹”。元稹、白居易等，便也曾把“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视为“真正之国产土货”。

　　⑦陈先生多年一以贯之的思虑，就是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又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他不仅强调宋儒“吸收异教”的作为是“至可尊敬而曲谅”的“爱国济世之苦心”，也曾将“沟通东西学术”视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重大责任。这或即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文化碰撞和文化竞争特别明显的时代和议题，就是希望能对当世的中外文化融合有所推进，体现出一个学人极有分寸的“爱国济世”之苦心。

　　⑧1931年清华建校二十周年时，陈寅恪做了一篇《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其核心论旨即强调“中国学术立”是“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希望清华学人在这方面能承担起更重的职责。他所说的学术独立，即以开放为基础。同时任教于清华的梁启超，也勉励清华学生：既要“做国家底下一个国民”，又要“做宇宙间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