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安瑟伦（1033—1109）：

　　把一本书置于一个无知者的手中，就像把一柄剑放在一个顽童手中那样危险。

　　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

　　（见课文《谈读书》。略。──编者注。）

　　美国思想家拉·爱默生（1803—1882）：

　　在图书馆里成长起来的温顺的年轻人相信，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所发表的观点是自己的责任；但他们却忘了西塞罗、洛克和培根写这些书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法国思想家蒙田（1533—1592）：

　　当我在读书中遇到某些费解的地方时，我从不一味冥思苦想；倘我尝试一二次后仍不得要领，我就把它甩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死啃它们，无异于浪费我的精力和时间。我的思维机器只在初始时才敏捷活跃，而那些不能令我当下关注到的东西，不能靠持久来解决。没有灵感，我的思维就会枯竭。过分地执著于某物，只会使大脑疲惫不堪，陷入混乱，我的眼睛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我必须把注意力暂时移开，而后再回过头来不断地看看。一如我们在看一件耀眼的红色衣服时，总是先把视觉稍稍移开，然后再不断地瞥上几眼。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881—1942）：

　　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密切，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世界。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印刷术自从在书籍里找到它的避难所并由此实现了一种自治的存在之后，如今正被广告无情地拖到大街上，残酷地置于经济的混乱无序的统治之下。印刷术正在痛苦地学习以新的样式存在。若干世纪以来，文字经历了从直立慢慢躺倒的过程：最初是直立在碑石上，之后半卧在倾斜的书桌上，最后终于在印刷书籍的床上躺下来。而今天，文字又开始慢慢站了起来。人们看报纸更多地是垂直地拿着从上向下读，而不是平摊在书桌上读；而电影和广告则以一种独裁的强制方式把文字竖立了起来。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的孩子，如果他在接触书本以前看惯了如此千变万化色彩斑斓的字母，我很怀疑他还有兴趣读懂书籍里古朴刻板的印刷文字。像蝗群一样到处泛滥的印刷字遮蔽了城市的太阳──文人的光芒，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密集。其他的商业行为则走得更远。　　（选自陈思和主编《人文知识读本》，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