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袴,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运命的一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