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展示了重庆的特殊地理环境及三种交通工具。山城重庆，山高路不平，“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行路、办事极为不便。滑竿、黄包车、公共汽车是这特殊环境中的三代步工具，对它们的选择，在不同年代便有不同的倾向：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其次才是公共汽车。”因为重庆坡多山阻，“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而且下坡时，如车夫压不住车把，车子会有翻过去的危险;“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滑竿能爬坡，路便捷，虽有脚朝天，头冲地的惊险，但滑竿夫把得稳，很安全。

　　但是，“这回坐公共汽车最多，滑竿少。”这是因为“公共汽车却大进步了”。车又相应、又方便。其时它已分为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站，一律廿五元”，省时省力省钱;“二是专车，只来往政府区的上清寺和商业区的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廿五元;”“三是公共汽车，站口多”。“我”因要办事，均坐一、二类车。一、二类车站秩序尚好。三类车，虽站多价贱，但人多排队长，“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钟”，甚为不便。作者在“行”的描述中流露出的实情是：虽然公共汽车“大进步了”，但重庆行路实难。

　　《衣》描述了“短装”的演变及至在重庆的风行。作者先写桂林地区服装的款式、色彩在二十几年的四次演化：“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行”;“二十七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后来“回光反照”，旧长衫“增多”;“这两三年”，“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因“将就局儿”而又“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并预见：战后“还要回到短装的”。在此，作者指出：“从前，人们不愿穿短衣的缘故是，将短衣视为“洋人”与“军人”的衣着，因“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既而“看不起”也“看不惯”短装。接着，作者描述四川服装的景况：四川乡下民众喜穿长衫，(尽管是粗布，外加补钉重叠)这其中的缘由有二：一是“恨乌及屋”，因受战乱之苦而产生对兵的深恶痛绝，进而产生对兵所穿的“短衣”之恨，并将“短衣”——“二尺五”作为“兵”与“棒客”的代名词。二是传统观念、特殊心态作祟，认为着长衫才显“仪表”风度;城里人已在风行短装，因为它到底有许多方便之处。然后，作者由此生发开去，夹叙夹议地抒写了在所谓正规场合(开会、赴宴)也不应对穿短衫者牵扯到“风纪问题”，更不必要在大热天为了“绷”而累累赘赘地“搭着西服”、“穿着长衫”来去而遭罪，“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最后，写昆明和重庆地区应“从简”而兴的便装的风行：先有作为“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目”的皮茄克在昆明遍布城乡，且穿这服装的人不分职业，不论年龄;再是重庆流行的“夏威衣”，它虽来自异邦，但它不仅适宜于有“有夏威衣”的重庆，而且既潇洒又便宜。然而就是这种适宜又挺具特色的“夏威衣”，当它风行前夕，穿着它于“黄昏时分”在别墅路上散步，也有人认为“总觉得不大像样子”而当它在重庆风行时，异地有人“说是无礼貌”。由此可见，衣着中所显示出的这些光怪陆离的状况，实则是“世时不同”、人的心态习性等差异所致。　　《衣》在冷静客观的描述中似乎寓伏了作者的思辨：在文明社会里，衣着的功能虽只有一个——用以蔽体，但它的款式、格调的流行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社会的(政治变革、传统观念、人的习性等)，也有自然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等)，穿衣小事尚且如此，何况社会变革，其演变更为艰难。

　　《重庆记行》系见闻随笔，作者紧扣重庆这个特殊的生态环境——山高路陡、天热等方面进行描绘，随兴笔录，自由疏放，穿插腾挪，自然恰巧，纵论横联，妙趣丛生，在直白与诙谐之中颇含对时俗的讽喻，可谓豪华脱尽，醇厚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