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一生勤勉,记日记为日常功课。他的两卷日记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观察某类民国文人经济状况的一个绝好样本。简而言之,朱自清日记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贫困史。
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有触目惊心的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归,甚矣”;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学毕业,赴江浙任教,先后辗转杭、扬、沪、温、甬。此时的他已有两个子女,正同时在省立四中和春晖中学任教,奔波于宁波与上虞之间。虽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疗饥。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教授,一直到“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为时12年。此期朱自清经历颇多:先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武钟谦病亡;欧游访学;和陈竹隐恋爱、结合;父亲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说,战前这段经济较为稳定,清华教授待遇不薄,本该是他生计最宽裕的时期,但因家累进一步加重,所以仍时时捉襟见肘。1932年12月9日日记中说:“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举债、还债的记录在此期日记里俯拾皆是。
昆明时期,百物腾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为清贫一族。朱自清负担尤重:多病的夫人不习惯昆明环境,带着孩子长住故乡成都,他定期将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个未成年子女寄养扬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费;长女采芷工作无着,也赖他不时资助。陈竹隐来信常为告急,扬州方面则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与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领薪,朱自清第一时间分寄各处,自己所留无几。如1941年5月10日,“兑得现钱共八百九十多元,还债与寄钱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费”。他不得不“开源节流”。节流,到了自奉至简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无非是多写文章、多做业余兼职。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师。即便如此,仍时有青黄不接的情况,他就只能频频借债,拆东墙补西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