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原。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儿。我坐在车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郢点点头。但在上海的人，那时怕已是见惯了吧;让谛知道，又该说我“少见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动身的日子，火来送我。我们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文学。火是个深思的人。他说给我将着手的一篇批评论文的大意。他将现在的文学，大别为四派。一是反语或冷嘲;二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性欲的描写;四是所谓社会文学，如记一个人力车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类。他以为这四种都是Petty　Bourgeoisie①的文学。一是说说闲话。二是写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虽意在为Proletariat②说话，但自己的阶级意识仍脱不去;只算“发政施仁”的一种变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写的颓废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③的物质文明为背景，也是Petty　Bourgeoisie的产物。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说话。火不赞成我们的文学除外自己说话;他以为最亲切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话。至于所谓社会文学，他以为竟毫无意义可言。他说，Bourgeoisie的灭亡是时间问题，Petty　Bourgeoisie不用说是要随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渐萌芽蠢动了;我们还要用那养尊处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较的说法)之馀的几滴眼泪，去代他们申诉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们的不屑一顾，是当然。而我们自己已在向灭亡的途中，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着。所以还是说自己的话好。他说，我们要尽量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我们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有意义的。“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使我竦然;但转念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别一年，不知如何，他还未将这篇文写出;我却时时咀嚼他那末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