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

　　一个秋夜，我和P坐在他的小书房里，在晕黄的电灯光下，谈到W的小说。

　　“他还在河南吧?C大学那边很好吧?”我随便问着。

　　“不，他上美国去了。”

　　“美国?做什么去?”

　　“你觉得很奇怪吧?——波定谟约翰郝勃金医院打电报约他做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学的地方!他在那边成绩总很好?——这回去他很愿意吧?”

　　“不见得愿意。他动身前到北京来过，我请他在启新吃饭;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这又为什么呢?”

　　“他觉得中国没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来才一年呢。C大学那边没有钱吧?”

　　“不但没有钱，他们说他是疯子!”

　　“疯子!”

　　我们默然相对，暂时无话可说。

　　我想起第一回认识W的名字，是在《新生》杂志上。那时我在P大学读书，W也在那里。我在《新生》上看见的是他的小说;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心理学的书读得真多;P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他都读了。文学书他也读得不少。他说他是无一刻不读书的。我第一次见他的面，是在P大学宿舍的走道上;他正和朋友走着。有人告诉我，这就是W了。微曲的背，小而黑的脸，长头发和近视眼，这就是W了。以后我常常看他的文字，记起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学的译文，托一个朋友请他看看。他逐一给我改正了好几十条，不曾放松一个字。永远的惭愧和感谢留在我心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来看我了。他说和P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东人;这回来上海，是要上美国去的。我问起哥仑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杂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杂志。但他说里面往往一年没有一篇好文章，没有什么意思。他说近来各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了一个会，有几个人的话有味。他又用铅笔随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后面，写了《哲学的科学》一个书名与其出版处，说是新书，可以看看。他说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馆里。见他床上摊着一本《人生与地理》，随便拿过来翻着。他说这本小书很着名，很好的。我们在晕黄的电灯光下，默然相对了一会，又问答了几句简单的话;我就走了。直到现在，还不曾见过他。

　　他到美国去后，初时还写了些文字，后来就没有了。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远处的云烟了。我倒还记着他。两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学日报》上见到他一篇诗，是写一种情趣的。我只念过他这一篇诗。他的小说我却念过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篇《雨夜》，是写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的。W是学科学的人，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却又很热很热的。这就是W了。

　　P也上美国去，但不久就回来了。他在波定谟住了些日子，W是常常见着的。他回国后，有一个热天，和我在南京清凉山上谈起W的事。他说W在研究行为派的心理学。他几乎终日在实验室里;他解剖过许多老鼠，研究它们的行为。P说自己本来也愿意学心理学的;但看了老鼠临终的颤动，他执刀的手便战战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W是“奏刀?然”，“踌躇满志”，P觉得那是不可及的。P又说W研究动物行为既久，看明它们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几种生理的欲望，如食欲，性欲，所玩的把戏，毫无什么大道理存乎其间。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别有何种高贵的动机;我们第一要承认我们是动物，这便是真人。W的确是如此做人的。P说他也相信W的话;真的，P回国后的态度是大大的不同了。W只管做他自己的人，却得着P这样一个信徒，他自己也未必料得着的。

　　P又告诉我W恋爱的故事。是的，恋爱的故事!P说这是一个日本人，和W一同研究的，但后来走了，这件事也就完了。P说得如此冷淡，毫不像我们所想的恋爱的故事!P又曾指出《来日》上W的一篇《月光》给我看。这是一篇小说，叙述一对男女趁着月光在河边一只空船里密谈。那女的是个有夫之妇。这时四无人迹，他俩谈得亲热极了。但P说W的胆子太小了，所以这一回密谈之后，便撒了手。这篇文字是W自己写的，虽没有如火如荼的热闹，但却别有一种意思。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恋爱，这就是W了。

　　“‘疯子’!”我这时忽然似乎彻悟了说，“也许是的吧?我想。一个人冷而又热，是会变疯子的。”

　　“唔。”P点头。

　　“他其实大可以不必管什么中国不中国了;偏偏又恋恋不舍的!”

　　“是?。W这回真不高兴。K在美国借了他的钱。这回他到北京，特地老远的跑去和K要钱。K的没钱，他也知道;他也并不指望这笔钱用。只想借此去骂他一顿罢了，据说拍了桌子大骂呢!”

　　“这与他的写小说一样的道理呀!唉，这就是W了。”

　　P无语，我却想起一件事：

　　“W到美国后有信来么?”

　　“长远了，没有信。”

　　我们于是都又默然。

　　1926年7月20日，白马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