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者们的“想象”

　　现在看看传记作者们是怎么样写同一件事的。最直接简单的办法是像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和刘聪(《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投向谁》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那样，他们引用了林式同的原文，所以没有相互抵触。

　　宋明炜《张爱玲传》(花千树2001年)：(警察)发现她平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已经死去。房间里的空调打开着，她的身下铺着一条精致的地毯，她躺的姿势看上去非常舒适，面容也十分安详。

　　清秋子《张爱玲私人生活史》(京华出版社2010年)：张爱玲躺在房间惟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溘然长逝。她穿旗袍———是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

　　叶伟《风华是一指流砂》(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1995年中秋节，一个团圆的美好日子。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房东发现，一个几天没有出现的租客：一个中国老太太，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她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薄毯子。

　　于清《张爱玲未完》(花城出版社2011年)：“公寓经理”用自备的钥匙打开房门。只见老人安静地躺在地毯上，盖着精致的毛毯，像是睡着了。再仔细一看，老人早已去世。墙上的空调机还开着，惟一的家具那张岩石桌子的桌面上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

　　潘飞《永远的张爱玲》(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房东”用备用的钥匙打开了老人的房门，只见老人静静地躺在她喜欢的地毯上，身上搭着一床精致的毛毯，安详地睡着了。

　　西岭雪《西望张爱玲》(东方出版社2007年)：她死得相当安静，仿佛只是睡着了。衣衫整齐，神态安详，躺在门前的一方蓝灰色地毯上，身边放着装有遗嘱的黑皮包———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而且，她穿的，仍是旗袍，赭红色的旗袍。

　　任茹文、王艳《张爱玲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洛杉矶警署的官员打开了张爱玲公寓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无法形容的凄凉的画面：一位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沓铺开的稿纸，有一支未合上的笔。

　　白落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张爱玲穿着赭红色旗袍，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手脚自然平放，她是那么瘦弱，那么孤独，又那么平静，那么傲然。她的房舍真的很简单，浩白的墙壁没有任何装饰品。狭小的桌儿上，还有几张散落的稿纸，以及一支笔。一个手拎袋里，装着几篇散稿，还有一部永远不能完成的手稿《小团圆》。

　　林式同描写“一床蓝灰色的毯子”，“一床”是指一张叠着一张的毯子，总共四张，而不是一张，他说得不清楚，所以大家搞错不在意料之外。但无论如何张爱玲都不是躺在地上，也不是身上盖着毛毯，而房间里也没有任何桌子。林式同没有提过什么“赭红色的旗袍”，而晚年奇瘦的隐士张爱玲也不见得会去量身定做新旗袍。

　　不少人争论张爱玲去世多少天才被发现，现在许多的说法是去世七天。我有一份张爱玲正式的死亡证书，里面写着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死亡时间是9月8日12点半，但这是发现她死亡的日期，并不是死亡当天的日期。其实去世了多少天，由法医来判断，但那份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所以那些说死了三四天甚至七八天的人，是没有证据证明的。以上只不过是一些例子，其他的例子多的是。

　　内地版《张爱玲全集》主编止庵曾经说过：“我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想必如此’，一个‘理所当然’。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这个世界说话的人太多了，应该少说，如果要说，就应该说些像话的话。但做到这点很难，第一得知道别人说过什么，第二得知道别人说得对不对。不知道肯定不能说话，知道一点也不该说话。”(《止庵：藏拙或补拙，说话或不说话》)目前张爱玲的传记就是有太多这种“想必如此”与“理所当然”的论述，令读者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