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人物，一个时代的影子，总是清晰地反映在人们的行为方式或谋生方式中，比如古代的采诗官，每天的工作就是深入偏远乡村摇着铃铛采集歌谣，这一份浪漫的职业后来被淘汰了，据说《诗经》就是采诗官的劳动成果。比如老上海时代有一种职业：粪霸——粪霸收集粪便再兑水，然后以每车2元的价格装船卖到乡下，这是暴利行业，大多为杜月笙、黄金荣等流氓大亨所垄断。同样，随着抽水马桶和下水管道等现代市政建设和发展，粪霸这样的职业便消失了，而像张爱玲这样以写作为生的职业文人开始出现，它标志着中国开始全方位融人现代文明。表面上看，张爱玲所从事的不过是一份卖文为生的职业，但是这份职业却是亘古未有的，在它后面，是一个由现代科技所构成的文明世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成千上万种报纸杂志，完备的、现代的邮政发行系统，大量的有知识储备、起码也是识文断字的读者群体——当然，科技只是一种手段，潜在的是民众巨大的阅读需求，因为置身这样的文明世界，对知识的需求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阅读兴趣，巨大的潜在市场诱惑着资金的投入，使得书报出版以一种空前膨胀的态势出现在人欲横流的上海滩，并将它从一个傍海的闭塞的农耕小城推向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大都会，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才应运而生——万事万物都是应运而生，一旦逆运，便不可能出现、发生，这是天地定律。

　　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开放，必然带来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解放，也给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女性从身体到心灵的大梦初醒，便是从老上海这一代人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到1930年代，当深山里的女人像牲畜一样被任意买卖的时候，老上海的女人们却信奉爱情至上、自由万岁，稍不满意便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从来没有哪一代女人像她们这样自由与独立——爱我所爱的情人，哪怕他是众口一词的“汉奸”，那是政治上的定义，与我的爱情无关，我的爱情就是发自我的内心，我的身体只服从内心召唤，在多情的、有才的、文质彬彬的他面前，我心灵战栗、身体潮湿，我只想和他永远厮守在一起，平等、恩爱、和谐、感动——就像多年以后女诗人舒婷所吟咏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