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男性在生存竞争中人性被扭曲的过程

　　传统文学尽管刻画过残忍的暴君、险诈的奸臣、迂腐的文人、无行的阔少等否定性男性形象，但是就整体的两性观而言，天平显然向男性一侧倾斜。五四新文学反抗代表封建家长制与封建礼教的父权，也就是说他所力图颠覆的是传统的男性社会形象，而对于男性本身，则仍然保持着素有的敬意。男性是太阳，太阳一般热情、多情、孔武有力，太阳一般高瞻远瞩、宏图大志，太阳一般刚毅无畏、敢于行动。张爱玲则厌倦、反感千年不变的男性神话，她把男性看作“学仙有过、谪令伐树”的吴刚，象责罚吴刚一样，毫不留情地向男性英雄神话挑战，一项一项地指出男性的弱点。在她看来，男性非但不是英雄，甚至连自立的凡人都够不上。

　　《茉莉香片》，男主人公聂传庆是个富家子弟，按理说他家境富裕，又是独子，生活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然而父亲把对妻子的憎恨迁怒于他，后母又鄙薄他，使他仇父恋母的情绪逐渐在心中滋长。他厌憎天真的少女言丹朱在学校里给予他的温情，然而却无法摆脱言凡朱给他亲近的诱惑，精神陷入了恍惚的变态之中。一方面，他拒绝言丹朱热情友好的表示，另一方面，他又渴望着言丹朱的爱，渴望着言丹朱的父亲言子夜对他的爱，希望自己的父亲就是言子夜。然而，由于他的无心上课，反倒当众被言子夜批评。在环境和精神的重压下，聂传庆变得越来越自卑自贱，人性扭曲，心理裂变，精神失衡，妒恨心理愈演愈烈，终于在一个圣诞之夜爆发了杀机，欲制言丹朱于死地。“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挟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拚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他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蛮力，不过他的手脚还是不够利落。她没有叫出声来，可是挣扎着，两人一同骨碌碌顺着石阶滚下去。传庆爬起身来，抬腿就向地下的人一阵子踢。一面踢，一面嘴里流水似的咒骂着。话说得太快了，连他自己也听不清，”[11]而在小说结尾的四字“他跑不了”，就是他摆脱不了变态心理折磨的明证，他还要一天天地受着这种煎熬。

　　正是这种煎熬让聂传庆正当韶光年华却显出一幅老态，异常自卑，自卑的萎靡颓废，不思上进，学业荒废;自卑的心理变态，竟将对他颇有好感的同学言丹朱在月黑的山路上痛打一顿，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难怪言子夜教授要在课堂上被他的糊涂所激怒，厉声训他道:“你也不怕难为情!中国的青年都象了你，中国早该亡了”。言子夜当年敢作敢为，希望情人和他一道远有游求学，而今刚直冷峻，对年轻人恨铁不成钢，但这一人物在作品中只是一个影子般的理想，一个反衬现实的历史背景。现实生活舞台的男主角聂传庆则是富于空洞无益的玄想。自我折磨的感伤、多愁善感、动辄哭泣，唯一的行动还是梦魇中似的踢打言丹朱。他软弱而又自私，自虐而又虐人，无能而又偏想占有，一个精神上的“十不全”。与前辈相比，他了无男子汉的英气，与同时代的少女相比，他愈显得狭隘、卑怯。在他发疯般打人的那个夜晚，言丹朱的斗篷被风涨的圆鼓鼓的象一柄偌大的降落伞，伞底下漂漂荡荡坠着她莹白的身躯，象是月宫里派遣的伞兵，而聂传庆则像是徒劳无功地砍伐桂树的吴刚，而且是一个发了疯的吴刚。这也像是一个神话，不过不是男性英雄的神话，而是颠覆男性英雄模式的新编神话。

　　父亲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最为鲜活，也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她笔下的父亲形象几乎全是委琐、软弱无力、虚张声势而又残暴无比荒淫可笑、依靠祖上产业过日子的男子，如《花凋》中的郑先生，《金锁记》中的三爷四爷，茉莉香片中的传庆之父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危机:去势危机。他们被这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带着末世的悲哀和狂热的挣扎在日渐衰落的大家庭中。

　　处在历史转型中的近代中国，家庭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父权的衰落，父权的不堪一击，从更深层次上来说是旧文化的衰落。他们吸鸦毒，唱亡国诗句，讨姨太太，打麻将，维持旧日排场。如金琐记中的患软骨病的姜家二爷如阴影伴随着七巧的一生。这块丧失了行动机能，仅残留着繁殖能力的没有生命的肉体隐喻着政治上失去势力的清朝遗臣姜家——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权力。父辈们依靠所获得的遗产、金钱苟延残喘，如同一堆没有骨头正在腐烂的肉。

　　又如聂介臣——传庆之父，由于终生得不到传庆母亲的爱，把仇恨洒在儿子身上。这当然不是因为聂介臣还爱着自己的妻子，而是他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打击，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使夫妇君臣化的伦理道德有所动摇，冯碧落稍微的挣扎已经给死水一潭的封建大家族以巨大的震撼，“他母亲没有爱过他父亲──她爱过别人吗?……亲戚圈中恍惚有这么一个传说。他后母嫁到聂家来，是亲上加亲，因此他后母也有所风闻”[12] 。使为夫者的惶恐深入骨髓。传庆的一只耳朵被打聋，永远苍白抑郁的脸便是聂父直接报复的结果，“总有一天罢，钱是他的，他可以任意的在支票簿上签字。他从十二三岁起就那么盼望着，并且他曾经提早练习过了，将他的名字歪歪斜斜，急如风雨地写在一张作废的支票上，左一个，右一个，‘聂传庆，聂传庆，’英俊地，雄赳赳地，‘聂传庆，聂传庆。’可是他爸爸重重的打了他一个嘴巴子，劈手将支票夺了过来搓成团，向他脸上抛去。为什么?因为那触动了他爸爸暗藏着的恐惧。钱到了他手里，他会发疯似的胡花么?这畏葸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 [13]。父亲对传庆在支票上练习签字的惶恐，实际上是对失去了金钱和权力的恐惧。这里的父子关系不再是自然的血缘关系，而变成了专制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张爱玲本人即是残忍之父手下的牺牲品，当她被禁闭起来长达半年之久而父亲不管不问不闻时，张爱玲无疑成为最能认清父亲本质的人。

　　传统文化铸成了男性勇猛无畏、顽强坚韧的神话，张爱玲则刻画出男性的种种卑怯懦弱，结这一神话予以强烈的反讽。《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被叙事者称为“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14]。他留过洋，在一家老牌子的外商染织公司做到很高的职位。办公事，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对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忱……真可谓忠诚可嘉，孝悌超群，中西融会，理想人格。估而，在女性这面人生镜子面前，却照出了他的隐形姿态。初嫖巴黎下等妓的羞耻经验，姑且算作他不谙世事的荒唐，同玫瑰姑娘的初恋似可见出他坐怀不乱的君子之风。但其实他方寸已乱，他对自己在同红玫瑰作别那个晚上的操行一方面充满了惊奇赞叹，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懊悔。当他后来借居朋友家中，就不愿再懊悔下去了。这一次与其说是朋友之妻王娇蕊主动勾搭，毋宁说他的心理预期过于强烈。初次见面，王娇蕊溅了一点肥皂沫子到他手背上，他便“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门面它似的”[15]。浴室里强烈的灯光照亮了他的心底，他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而又娶不得的女人，原来他不敢接受初恋对象的无私奉献，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什么道德高尚，而是不敢承担婚姻的责任。现在身边的这一个已经做了太太，“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 [16]，于是，他的心理戒律放松了，胆子放大了，终于每天下班归来急切地走向王娇蕊的怀抱。然而当王娇蕊告诉佟振保她已写了航空信，把一切告诉了丈夫，要他给她自由，以便永远与佟振保携手同行时，他才感到责任的可怕，恐惧得神经兮兮，以道德的名义自谴并开导王娇蕊。先前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的娇蕊，听了他的道貌岸然的开导，“正眼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17]。这是女人对这种没有骨气的男人的极度蔑视。没有责任感的佟振保对他新婚的妻子也没有尽什么丈夫的责任，就外出找到了最不需要负责的宿娼一途。驯顺的妻子也终于以女性反抗男权的常规武器——私通——来报复名义上的丈夫。他发怒，他愈加放浪，他也能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然而这种好人终究靠不住，因为在他心中已毁弃了一切真实而美丽的感情与信念，他在践踏了“玫瑰”的同时，也作践了自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