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闹闹停停，又闹起来。这一次的轰轰之声，一定是女人在那里开玻璃门，像是要跳楼，被男人拖住了。女人也不数落了，只是放声嚎哭。哭声渐低，户外的风雨却潮水似地高起来，呜呜叫嚣，然后又是死寂中的一阵哭闹，再接着一阵风声雨声，各不相犯，像舞台上太显明地加上去的音响效果。

　　阿小拖过绒线衫来替百顺盖盖好，想起从前同百顺同男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里一个女人，不知怎么把窗户一推，就跨了出去;是大风雨的街头，她歪歪斜斜在雨里奔波，无论她跑到哪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阿小苦恼地翻了个身，在枕头那边，雨还是哗哗下，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她在雨中睡着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哥儿达带了女人回来，到厨房里来取冰水。电灯一开，正照在大菜台上，百顺睡梦里唔唔呻吟，阿小醒了，只做没醒。她只穿了件汗衫背心，条纹布短裤，侧身向里，瘦小得像青蛙的手与腿压在百顺身上，头上的两只苍蝇，叮叮地朝电灯泡上撞。哥儿达朝她看了一眼。这阿妈白天非常俏丽有风韵的，卸了装却不行。他心中很觉安慰，因为他本来绝对没有沾惹她的意思;同个底下人兜搭，使她不守本分，是最不智的事。何况现在特殊情形，好的佣人真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哥儿达捧了一玻璃盆的冰进去。女人在房里呵呵笑着，她喝下的许多酒在人里面晃荡晃荡，她透明透亮地成了个酒瓶，香水瓶，躺在一个盒子的淡绿碎鬈纸条里的贵重的礼物。门一关，笑声听不见了，强烈的酒气与香水香却久久不散。厨下的灯灭了，苍蝇又没头没脑扑上脸来。

　　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会。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　　第二天，阿小向开电梯的打听楼上新娘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寻死觅活大闹。开电梯的诧异道：“哦?有这事么?今天他们请客，请女家的人，还找了我去帮忙哩。”还是照样地请了客。

　　阿小到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楼下少爷昨晚乘凉的一把椅子还放在外面。天气骤冷，灰色的天，街道两旁，阴翠的树，静静的一棵一棵，电线杆一样，没有一点胡思乱想。每一株树下团团围着一小摊绿色的落叶，乍一看如同倒影。

　　乘凉仿佛是隔年的事了。那把棕漆椅子，没放平，吱格吱格在风中摇，就像有个标准中国人坐在上头。地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一张小报，风卷到阴沟边，在水门汀栏杆上吸得牢牢地。阿小向楼下只一瞥，漠然想道：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是在她的范围内。

　　(一九四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