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曾批评过张爱玲的世俗，说她的小说始终是跳不出爱情的圈子，人物更是俗气至极，姨太太、没落家族、妯娌纷争、金钱，似乎找不出一个不俗的人物，连看似圆满结局的自流苏，之所以被范柳原吸引也是看中了他的名和钱，这大概与张爱玲成长的封建家庭和童年阴影有关，虽然俗气，但却是社会真实写照。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连俗气，都带着浓厚的“张式”色彩。她将“俗”巧妙地融合在大环境中，让俗与不俗，丑陋与高贵，压迫与抗争进行暗战。而她，站在高处冷眼相看，或笑或骂，或讽或讥，她只关心这个交火的过程，孰胜孰负，与她一个弱女子何干，看漫天飞舞的火花不也是一种享受么?

　　很多人会说，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人格和心灵被扭曲着，以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伦情感来表现旧式家庭女性的悲哀，她们深深地陷在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下卑微可怜而平凡庸俗的小角色里，自卑自怜。比如在美人计中乱了分寸的王佳芝，在爱情中游弋自如浑然不知的娇蕊，拿青春赌爱情的自流苏，这些女性形象都是以弱者示人，在那个男权主义的社会，张爱玲真的只是想用这些个形象表现她对社会的失望么?

　　在张爱玲的散文中，谈吃、谈穿、谈钱、谈艺术、谈男人，抱着“举目四眺，世界满目疮痍”的悲观，导致她对于生活小趣味的过分嗜好，使她产生了对万物超然脱俗的洒脱态度。她的散文里浸透了女人的感性，她一往情深地谈论一块布料、一件衣服，那种从穿衣中体味到的喜悦对于男人来说的确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昭示着她心底那份对世界和男人的不屑，那份唯我独尊的享乐主义。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个企图以嫁人大户人家的方法改变自己卑微的地位，名不当户不对，让她倾其所有都没有获得地位和金钱，于是，她的性情开始变化，扭曲的欲望加之在儿女身上，亲手毁掉儿女的幸福，从一个引人同情的被害者到人人憎恶的虐待狂，这个变质过程其实是长期被压抑的女权的一次总爆发，揭示了社会现实对人的君临、威压和吞噬。　　张爱玲的作品，分写、散写、杂写、改写等各种表现形式都被她有理论、有系统、有条理地拆拆拼拼，居然造就了一代名家风范。她是那个特定时代中西方教育机制下的产物，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学运用自如，还创新性地融入大量欧洲艺术，她的阅历之丰富。语言之独特，世俗之精致等是任何人学不来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实不多见。

　　张爱玲是安静的，她不喜张扬，习惯偏安一隅静坐，对于人生她只是一个看客，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她把喜怒哀乐收藏，自己品味，不在乎外界，不顾影自怜。看那弄堂深处，旧情人身着大红旗袍，美目流转，巧笑倩兮，两玉指夹着细长的苏烟，管他身后的那高楼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