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郑夫人自以为比他看上去还要年青，时常得意地向人说：

　　拔艺媾赂他一块儿出去——人家瞧着我比他小得多，都拿我当他的姨太太!”俊俏的郑夫人领着俊俏的女儿们在喜庆集会里总是最出风头的一群。虽然不懂英文，郑夫人也会遥遥地隔着一间偌大的礼堂向那边叫喊：“你们过来，兰西!露西!沙丽!宝丽!“在家里她们变成了大毛头，二毛头，三毛头，四毛头。底下还有三个是儿子，最小的儿子是一个下堂妾所生。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生下来也还是一样的疼。逢着手头活便，不能说郑先生不慷慨，要什么给买什么。在鸦片炕上躺着，孩子们一面给捶腿，一面就去掏摸他口袋里的钱;要是不叫拿，她们就捏起拳头一阵乱捶，捶得父亲又是笑，又是叫唤：“嗳哟，嗳哟，打死了，这下子真打死了!”过年的时候他领着头耍钱，做庄推牌九，不把两百元换来的铜子儿输光了不让他歇手。然而玩笑归玩笑，发起脾气来他也是翻脸不认人的。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她总是仰着脸摇摇摆摆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凄冷地磕着瓜子——一个美丽苍白的，绝望的妇人。

　　难怪郑夫人灰心，她初嫁过来，家里还富裕些的时候，她也会积下一点私房，可是郑家的财政系统是最使人捉摸不定的东西，不知怎么一卷就把她那点积蓄给卷得荡然无余。郑夫人毕竟不脱妇人习性，明知是留不住的，也还要继续地积，家事虽是乱麻一般，乘乱里她也捞了点钱，这点钱就给了她无穷的烦恼，因为她丈夫是哄钱用的一等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