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道路以目》:体味人生安稳的一面

　　什么是人生安稳的一面?结合张爱玲的一系列著述文字来理解，它应当是指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最普遍的生活现象，柴米油盐等事物中蕴含的实际人生，甚至是与现实中脏、乱与忧伤相伴随但值得肯定的东西。而这些，在她看来已构成为“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②的题材，她的多数作品便是以这样的世俗生活为主要内容的。

　　1944年初发表于《天地》月刊的《道路以目》正是张爱玲借世俗生活题材来“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一篇散文。该作展示的是沦陷时期上海大都会的街景市声，反映了市民生活的点点滴滴。粗略一看，其内容显得平淡无奇，为那个年代的上海读者所习见：路旁歇着的人力车，人行道上的小火炉，店铺橱窗里的木制模特儿，还有隔壁西洋茶食店每晚制作糕饼糖果时传出的机器声、飘来的焦香味……然而，作者在作上述种种展示的时候，不经意地插入了若干细节刻画，并辅之以颇带智趣的议论和一些人事场景的渲染，这便为作品平添了一股动人的韵味。那小饭铺门前煮南瓜的热腾腾气息与“照眼明”的红色在给作者带来“暖老温贫”感觉的同时，不又使我们看到了普通市民人生的温馨朴素底蕴么?那绿衣邮差自行车后座上载着一位战战兢兢然而张嘴微笑的小老太太，“此情此景，感人至深”，不也能让读者领略到城市民间生活特有的风情温情么?一个女佣在遭遇封锁暂且不能回家时，因惦记做饭时辰已到而焦急要求放她过封锁线，这提醒我们饮食起居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是战时背景下也难以打乱其固有的节奏。作品中还有捕房警探在街头捉拿黑衣人的紧张一幕，待紧张空气松弛下来后，众人兴致盎然地议论纷纷，言语间不无幸灾乐祸的意思，作者对此用“可怜，又可爱”之语加以形容，这让人读了也不禁会心一笑，毕竟，街谈巷议甚或飞短流长从来便是市民生活中常见的一景。

　　不难看出，《道路以目》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认同和亲近之情。在她眼里，街景市声的点点滴滴哪怕再显得平淡无奇或者平庸，也代表了世俗生活的“可喜之处”，为此，她甚至要求人们每天“从家里上办公室，上学校，上小菜场”的时候，把“每一趟走过那条街”都自觉当做“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这样就可以“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希罕”且“值得一看”了。“值得一看”在这里的含义不单是指她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好奇将由此获得极大的满足，还意味着当她沿着“那条街”一路过去，眼前见到或遇到的一切必定能带给她无限的欢悦。她喜欢在街边小火炉扇出的滚滚白烟里走过，多数人不喜欢、认为带有“煤臭”、“布毛臭”的这类呛人烟雾，她闻起来却是“香而暖的”。她还喜欢欣赏商店的橱窗布置，从她围绕这一话题所花的笔墨以及津津乐道的叙述语气中，我们完全想象得出她时常在商店橱窗前驻足发呆、流连忘返的情形。都说喜爱逛街逛商店是城里多数女子的天性，看来张爱玲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

　　然而，她并不在意向世人袒露自己身上种种的凡俗，如同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拜金主义者，她也公开承认，自己的生活方式乃至整个人生态度本来就是世俗化或者市民化的，“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③。而包括自己在内的小市民阶层，在她看来“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力量”④。因此，她在《道路以目》中对笔下所写的世俗生活自始至终倾注了一种认同、亲近之情，一种热切投入之情，她以学习器乐为例，一方面固然认为“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界”，但另一方面，她似乎更喜欢听初学者发出的“苦恼的，磨人的声音”，她的理由是：“在不纯熟的手艺里，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份’特别的浓厚。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对“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特别强调，对“人的成份”的浓厚兴趣，是与张爱玲向来注重表现人性的写作思想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探索人性的真实，尤其是深层次地揭示人性的奥秘，几乎已成为她的文学世界的基本底色和贯穿主题。而值得注意的是，同她在小说中借普通人的命运来揭示人性深层次奥秘时往往采用的阴冷色调截然不同，她在散文中呈示给读者的更主要是世俗生活所蕴含的人性的温暖。如她关于一个卖菜老头用嘴衔湿了“我”的网袋绊子但“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却丝毫不以为意的描述(《童言无忌》)，她的关于黄昏菜场收摊后一个小孩从满地鱼腥和芦粟皮渣上大撒把骑车，轻倩地掠过，使得“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的形容(《更衣记》)，她的关于香港沦陷前后与战事并不直接相干却体现了“人生的所谓‘生趣’”的一些往事的回忆，还有她在“凶残的，大而破的”雨夜听到远处飘来的流行歌曲时不由地发出的“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的感慨，诸如此类的文字在她的笔下可谓俯拾即是，从而持续不断地温暖了读者的心灵。这种温暖的体验我们在《道路以目》中也找到了，不是吗?那煮南瓜的香气，那小火炉的白烟，那自行车上的红灯，那炒白果的叫卖声……尤其是篇末写到的炒白果的“香又香来糯又糯”的歌声，虽然出自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之口，“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但已在作者的心目中永远留下了这样的记忆：“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而这一充满人性温暖的记忆既是张爱玲的，也是我们的。

　　《道路以目》是张爱玲于上世纪40年代写的系列散文中的一篇。该作发表的同年底，作者将这一系列散文约30余篇辑成一册，以《流言》为书名正式出版。书名之所以取作《流言》，据她几十年后的回忆解释，是出自英文的“Writtenonwater(水上写的字)”，意在“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⑤。而与作家的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意愿无涉，《流言》问世后既未迅速消失，却也未立马走红，而是以一种不同于《传奇》的稳健路数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读者关注的目光。也正是在这种持续性的关注之中，“流言体”的说法开始不胫而走，而我们知道，以作家的书名来命名某种文体，这本身就表明了对作家这部作品的价值的肯定，同时也表明了对这部作品以及文坛同类创作的文体风格的概括性共识。

　　那么，“流言体”的风格特色何在?显然，用三言两语是绝难以说清这一问题的，但若以《道路以目》为例，我们似可管窥其中之一二。首先，《道路以目》所代表的“流言体”的内容取材是高度世俗化的，这在前面已多有分析，此不赘述。其次，正如书名出处的中文直译“水上写的字”所寓示的，《道路以目》的文字特点是流动自然而又才气四溢，一方面与作品的世俗生活取材相呼应，行文上也尽可能贴近普通大众的理解和趣味，另一方面则随处可见机锋和智慧，不吝于一逞才女作家的内秀及风采，如作品中对封锁及捉人场面的描写和围绕商店橱窗布置所作的议论这两处文字便是恰如其分的例证。再次，作者善于调动多种艺术手法来写人叙事或表情达意，《道路以目》中既有生动的细节刻画，又有朴实的白描叙述;既有鲜明的形象勾勒，又有深刻的哲理阐发，不仅如此，她还充分使用了“通感”技巧，向读者尽情展示了世俗生活及大千世界中必不可少的各种颜色、气味、动作、声音等，这便综合构成了无比动人的一幅幅市井生活图。

　　最后，她的“流言体”散文还善于采用“参差的对照”的写作手法。所谓“参差的对照”，是张爱玲在《童言无忌》和《自己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尤其是在仅隔两个月的后一篇文章里她不但予以重提，还对此作了较具体的阐述，正如许多人所知，她是针对傅雷的批评在为自己作委婉的辩解。此处无意对他们论争中的各自观点作辨析，但要指出，张爱玲关于“参差的对照的写法”的阐述是有其相当的合理因素的。如她谈到：“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⑥，“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⑦等等，仔细体会起来，这些言论确实是张爱玲创作的经验之谈。而这里要注意，张爱玲当时同傅雷的相互委婉驳诘是围绕她的小说展开的，但她的“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却决不仅见之于她的小说创作，而是在她的散文中也有实际的运用。她的《道路以目》以错落有致的谋篇布局容纳了林林总总的世俗生活内容，籍此展开了普通人甚或小市民的虽然平淡无奇却也不乏精彩的人生安稳一面的图景，其间透露的人生苦乐意味，能予人以“深长的回味”、深刻的“启示”，而这不正体现了“参差的对照的写法”重在表现生活真实的创作真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