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张爱玲对刊物杂志取舍的标准了：档次高，实力强之外，还要加上志趣相投，肯于让她在上面唱大轴戏，虽非同仁杂志于她却有同仁杂志的意味。《杂志》《天地》遂成为与她关系最密切的两家刊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是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新人，而且均不吝于褒奖。

　　我们大致可以说，《紫罗兰》代表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万象》坚持着新文学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新文艺腔”大张挞伐的《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竞一致对张爱玲表示推许。在新文学史上，这样的情形即使不是仅见，也肯定是少见的。

　　（摘编自余斌《张爱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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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一一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

　　②张爱玲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