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卞之琳由某些意象和词藻的陈腐而彻底否定《雨巷》作为新诗的突破性价值,也未免过于草率。我们知道,戴望舒的新诗创作除了得益于中国古典诗歌(如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作品)的意象实践之外,也取法于法国象征派诗人(如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的象征技巧。在传统诗歌中,“雨巷”只是一个写实性的意象,仅限于局部性地寄情表意,而在戴望舒的笔下,则发展成了一个隐喻性的象征,具备了整体上覆盖诗歌思想情感内涵的巨大功能,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新诗思维形式的现代性飞跃。很多厌倦于或沉醉于《雨巷》古典情调的读者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在《雨巷》这首不算太短的新诗中,“雨巷”一词总共出现了四次,难谓频繁,但它隔节现身的形式恰好构成了一个基本对称、相对封闭的诗歌世界,不妨简述如下:

　　我彷徨在这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第一节)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第三节)

　　她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第五节)

　　我彷徨在这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第七节)

　　可以说,这就是一幅简明扼要的《雨巷》鸟瞰图,多少能够给阅读视野长期被“姑娘”的意象所遮蔽的读者带来一种水落而石出的恍然大悟之感。在《雨巷》舒缓而又复沓的抒写中,尽管“姑娘”的篇幅远远大于“雨巷”,但“姑娘”的一举一动无不包围于疏而不漏的“雨巷”之中,换个角度看,“姑娘”实际上就是“雨巷”的某种内部展开,很大程度上加深着“雨巷”蜿蜒无尽的绝望感。扩而言之,“我”和“雨巷”的关系亦是如此。这样,“雨巷”就拥有了双重含义,它既是 “我”和“姑娘”之间幻想式的相遇相离的实体性空间,更是抒情主人公一分为二(“我”和“姑娘”)进行精神突围的象征性空间。“姑娘”犹如一根救命稻草, “我”希望逢着她,幻想着果真出现在眼前了,但又眼睁睁地看着她梦一般地飘远,于是不得不陷入新一轮的希望与失望,如此循环,及至无穷。姜飞先生把这种人生处境直接概括为现代意义上的“困境”,虽不乏过度之嫌,但确有别于传统诗歌中类似的情境。姜先生以陶渊明的“樊笼”和欧阳修的“金笼”为例,称它们虽有人处其中志不得伸的意味,但其重心并不在困境本身,而在冲出困境以实现逃避和退隐,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谓“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即是绝好的明证。这样一来,困境本身就不能被集中、深入地感受了,困境之“困”――忧伤、失望乃至惨淡――也不能被充分传达了。(《戴望舒:绛色的沉哀》)相反,戴望舒的“雨巷”恰恰具备这些质素,它比旧诗更富象征的普遍性和不可摆脱性,比胡适、郭沫若等早期新诗的意象更隽永,也比李金发诗作中的象征元素更少晦涩、更显自然,这也就使作为新诗的《雨巷》拥有了较为成熟的现代诗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