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书店硬挤上文坛

　　戴望舒爱上施绛年时，才22岁，而施17岁，正上高中。在《林下小语》中，戴望舒甚至将施的名字嵌入诗中：“拿去吧，亲爱的，拿去吧/这沉哀，这绛色的沉哀。”

　　但施并没看上戴。有说法称戴望舒幼年患天花，致满脸麻子，但从照片看，此说似言过其实。施绛年毕业后在上海邮电部门当职员，而戴此时籍籍无名，且生计无着。

　　1928年暑假，震旦大学的同学、小说家刘呐鸥到上海，租了一套三层楼的房间，邀戴望舒、施蛰存去住，无聊之至，刘遂建议办一间书店，并投了几千元，可他们都不知道还要申请执照，书店开张不久便被查封。

　　于是，三人将店挪到没人管的租界，专事出版，书店初期经营困难，1929年，林语堂侄子林疑今译完《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今通译作《西线无战事》)，此书是当年欧洲畅销书，洪深等也已译完，但洪深坚决要写一篇2万字的介绍长文，附在书后。洪深出了名的爱拖拉，结果戴望舒等抢到首发，仅5个月便再版4次，卖了1.2万册。

　　书店不仅赚钱，还帮戴望舒走上文坛，施蛰存曾说：“他(指戴望舒)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

　　靠《我的记忆》，戴望舒成了著名诗人，在书的扉页，特别用法语印上AJeanne(给施绛年)。

　　在法国白混四年

　　戴望舒费尽心机，收效却不大，便自杀殉情，这可吓坏了施绛年，同意与他订婚。

　　1931年春，在订婚仪式上，施绛年提出，希望戴望舒赴欧获学位后，双方再完婚。这本是“缓兵之计”，但戴信以为真。

　　恰在此时，刘呐鸥因经济困难，不再支持书店，书店虽账面盈利，可都是先发书后结账，大笔资金压在经销商手中，计三四万之多，已难维持。

　　为了周转，戴望舒不得不跑北京收账，并暗访东安市场中的盗版书，据罗大冈先生记，戴望舒曾感慨，有一天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那么，他要办一所书院，让文学青年专心搞翻译、创作。

　　不久，书店倒闭，戴望舒远赴法国，可他也不上课，混了一年，把钱花光，又申请到中法大学免费住宿，中法大学鉴于他的名气，同意了申请。按规定，两学年不及格，将遣送回国。可戴望舒依然不上课，埋头在宿舍里译书挣稿费，花销多是施蛰存寄来，其实施也很困难，最窘时月收入仅50元。

　　而施绛年此时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在当时，此职位颇时髦。戴望舒听到风声，但施蛰存回信搪塞，嘱戴专心学业。但戴望舒无心向学，却偷着参加了里昂工人游行，还和大家一起掀翻了一辆路边停的小汽车，并放火焚烧。

　　两年后，戴望舒申请延长，中法大学破格批准，可戴去西班牙抄中国古代小说时，又在那里参加游行，回法国后，警方早已通知学校，限三天内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