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以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朱熹的评语很有道理。有些人在民族存亡和革命成败的危难之际，能够宁死不屈、舍生取义，而在革命成功、天下太平的宴安之时，却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甚至违法乱纪为亲戚朋友谋取私利，这不就是“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吗?他们确实是丧失了原来的立场和品德。因此，孟子指责“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不但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贪官污吏有揭露和批判意义，而且也提醒后人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和反省自己，不要贪图爵禄而干不合礼义的事情。不过，孟子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他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心，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是后来“失其本心”，这样解释没有强调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他的唯心主义性善论的表现。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见《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孟子在本篇中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