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还认为，人靠智慧划分出种种界限，又靠着爱来超越这些界限，然后协调两者而通向美。

　　在东方，素称拘谨的中国古代文人在艺术门类的跨越上却也十分自由。同一个人，能作诗填词，写一笔漂亮的散文，书法艺术也拿得出手，为配书法还刻得几方印章，画山水花卉竟又完全上得了品格，操琴度曲同样在行——这在中国古代文化界简直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一切像模像样的文人大体都是如此。他们未必苦苦思索过艺术门类间的分合关系，而只是把这一切当作一种完整的文化人格素养自然延伸、自行完善。其中，那些具有澄澈的宗教体验的艺术家如王维、苏东坡乃至现代的苏曼殊、丰子恺他们则更进一步，把艺术活动当作他们的精神觉悟方式，只求舒心达意，绝不画地为牢。在他们那里，没有疆域的身心与没有疆域的艺术对应互融，水天一色。这种境界，实在足以使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们惭愧。

　　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地，他以自己的身心浓缩了这种交汇。相比之下，他的精神基座无疑更倚重于参禅悟道，他静坐茹素，欲羡弘一法师，每一步都指向着梵行高远;另一方面，他请悉西方，对许多现代西方艺术家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他的几项重大荣誉都从欧洲获得，但他没有把自己全然销熔于西方的精神漩涡，谁也无法把他钩连到欧美哪一个艺术源派。他在归属感上显然超越了粘滞，抵达了一种真正的“无执”状态。

　　这种“无执”既飘逸又凝重。只因他已把自己锻铸成一尊“四面佛”，因而世界也从四面向他合围。比之于单纯的西方艺术家或单纯的东方艺术家，他理应获得数倍的感受，发现数倍的美，但他没有因此而晕眩，成为一个手忙脚乱的吐纳者，而是返身蒲团，闭目冥思，层层剥除自己身上的障碍，以精赤的单纯开创出了一个内心的无限，松松爽爽地投入逍遥游。他不再庄严地负载要“表现”什么或“表达”什么的责任性重荷，只是让空澄的心灵与浩森的宇宙进行着不断的“能量交换”。仙的作品，便是从这种交换中蒸腾出来的烟云霞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