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批评举证：为余秋雨辩护

　　举证之一：安波舜是余秋雨散文最重要的辩护人之一，他在《谁维护公众的阅读利益》一文中说，他“只是看重余先生散文在表达历史和现实时的那种抒情意义，即学术理性的认知能力向审美功能转化时，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优雅文笔” 。

　　举证之二：徐明祥在《附庸风雅说<苦旅>》一文中也说：“当初差点被一家出版社糟蹋的书稿(指《文化苦旅》)已经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和喜爱，并开始向大众辐射其文化渗透力，可喜可贺，这是一个民族有思想有理性有激情的表现。”

　　举证之三：杨长勋著文批评个别人对余秋雨的批评是“强词夺理”，是“有意地无中生有，捏造一系列虚假的事实，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信以为真”，是“对文化人的无端谩骂和批判”，“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过了”。

　　余秋雨自我辩护

　　近几年来，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判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这已经被反复验证了十几次，屡试不爽。

　　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

　　我们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创力，在21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对话中将处于弱势。　　几点反思

　　余秋雨现象的出现值得反思之处甚多，首先，余秋雨对于写作态度和立场的选择与定位，在90年代的文化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这部分文化人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失落之后为自己找到的一条生路。而围绕余秋雨的争论，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人群落对于这种选择和定位的不同态度。在近期上演的话剧《盗版浮士德》中，我们看到浮士德也被安排到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显示了文化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戏剧可以简单化地处理这种两难困境，而实际生活中，这个问题恐怕会表现得非常复杂。再有，传媒对“余秋雨现象”的暧昧态度，则暗示了现阶段传媒角色的双重性。而且，我们应该尊重读者对于余秋雨的选择，其中自然包含着相当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于这种现象的辨析与廓清，将是延续到新的世纪的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