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靠近地面的几层石方边缘，安坐着一对对来白世界各国的恋人。他们背靠伟大，背靠永恒，即使坐一坐，也像在发什么誓，许行一么愿。然后，他们跳下，重新回到世界各地。

　　金字塔边上的沙漠里有一条热闹的小街，居住着各种与旅游点有关的人。由此想起一些历史学家的判断，埃及最早的城市就是金字塔建造者的工棚，金字塔是人类城市的召集人。直到今天，金字塔还在召集着远近人群。

　　我们在这条小街上发现了一家中国餐馆，是内蒙古一位叫努哈·息廷贵的先生开的。我们中国也有不少旅游景点，启先生不往那里挤，硬是把碗盆锅勺搬到了金字塔脚下。在中国人中间最敢于做这种事情的，大多是浙江省温州人，但启先生是内蒙古人，从呼和浩特来到这里。我让他谈谈身处另一个文明故地的感受，他笑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把生命看得那样随便，随便得不可思议。”

　　他说，在这里，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二时下班，中间还要按常规喝一次红茶，吃一顿午餐，做一次礼拜，真正做事能有多少时间?

　　除了五分之一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般人完全不在乎时间约定，再紧急的事，约好半小时见面，能在两小时内见到就很不容易了。找个工人修房子，如果把钱一次性付给他，第二天他多半不会来修理，花钱去了，等钱花完再来。连农民种地也很随意，由着性子胡乱种，好在尼罗河流域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总有收获。

　　我们也许不必嘲笑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比之于世间大量每天像机器般忙碌运转却不知究竟为了什么的人，埃及人的生活态度也未必多么荒唐。使我困惑的是，如果金字塔基本可以肯定是这个人种建造的，那么，他们的祖先曾经承受过天底下最繁重忙碌、最周密精确的长期劳役，难道，今天相反的生态正是辛苦后的大喘气，一喘就回不过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