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这部札记，由一位比利时籍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欧洲，一六一五年在德国出版。后来有拉丁文本四种，法文本三种，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本各一种。

　　为了在广泛的对比中研究利玛窦论述的可靠性，我本人，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察。甚至，冒险穿越了从北非、中东到西亚这一现今充满恐怖主义的“古文明发祥地”。在这过程中，我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仔细分析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在这些问题上的思维异同。

　　我发现，古代的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近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在一系列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典籍中，却怎么也找不到类似的计划。

　　古代中国虽然对世界了解不够，但也早已通过一些使节、商人、僧人和旅行者的记述，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相当充分。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在实力很强的情况下，既没有参与过中亚、西亚、北非、欧洲之间的千年征战，也没有参与过近几百年的海洋争逐。

　　这实在太让人惊讶了。大家都在伸手，它不伸手;它有能力伸手，还是不伸手。大家因此不理解它，不信任它，猜测它迟早会伸手。猜测了那么多年，仍然没有看到，大家反而有点慌乱和焦躁。

　　是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本性决定的。

　　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大多具有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进犯性、无边界性。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此岸和彼岸，是无羁的，不确定的。相反，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意识是固土自守、热土难离。它建立精良军队的目的，全都在于集权的安慰和边境的防守。农耕文明的“厚土观念”、“故乡情结”，上升为杜甫所说的“立国自有疆”的领土自律。结果，中国历代朝野，压根儿对“占领远方”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