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算，倒推回去，这部问世于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书稿，送到出版社的时间，再晚也不会晚于一九八○年。这也就是说，离否定“文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很近。

　　在刚刚否定“文革”的时候就送过去了，那么，这部书的主体工程，只能完成于山河萧瑟的灾难岁月。

　　这个灾难岁月对我来说更是怵目惊心，因为父亲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衣食无着。

　　如果进一步，把这部书的内容与灾难岁月作一个对比，那就更会发现，里边包含着一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大胆。因为那场灾难，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戏剧”密切相关。从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八个“革命样板戏”，很多人的死亡和受难，只是因为说了几句与“戏剧”相关的话。有时，仅仅一句半句最平常的戏剧评论，就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而我，居然在汇集全世界的戏剧学，这实在是不要命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就此证明，人类的极端性恐吓，有可能带来极端性勇气。

　　六十八万字的书稿，每一句都与当时身边的极左言论背道而驰。我写的时候，并不是在批驳那些言论，如果这样，反倒抬举那些言论了。我自命的任务，是彻底鄙视它们，视它们为无物，判它们为无知。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当然没想到出版，因为我无法想象灾难的结束。我只希望，写完，厚厚几叠，用油布包起来，用麻绳扎起来，找一个无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梁上面。不知今后哪个年月，让后人偶尔发现。

　　正因为这样，当灾难出乎意料地过去，我和章培恒教授等人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时候，现场弥漫着一种英雄气氛。大家都不怎么讲话，只看着那些低声抽泣的早已离世的获奖者家属。大家选我代表所有的获奖者发言，我分明记得，北京的那个冬天，冷得清奇蚀骨。　　在严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几个还活着的获奖者，他们都抖抖索索，毫无壮士气息。我想，中国总是如此，最后守在城头宁死不屈的，历来是几个面无表情、体格瘦弱的文人。彪悍之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多少年后，当灾难已被彻底淡忘，彪悍之士终于出现了。他们天天展现着激烈的扮演，响亮的嗓门。

　　但是，一些陈旧的书稿提醒年轻人，在历史的泥路边，除扮演和嗓门之外，还有一些掩掩藏藏、隐隐约约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