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

　　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本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的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交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

　　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