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可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这位国际大Fa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