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余秋雨：

　　余秋雨是受到高度评价的同时，又遭到最严格的审视、挑剔和受到最苛刻的评价以及最尖刻的嘲讽乃至谩骂的上海作家。

　　人们怀念1992年的余秋雨。那时候，余秋雨的名声还没有那么高，他的文章没有“深刻的故意”，没有“经霜的冷峻”，没有“文化散文”的高帽，没有“文化明星”的重负;那时，只有文化，只有苦旅。在王永飙一类读者的手中，余秋雨作品被他们小心地抚摸，以至感叹“好文章值得一读再读，好朋友值得一聊再聊，好情人值得一爱再爱”。可后来人们发现，《文化苦旅》之后的余秋雨，他写的文章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好文章，其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是“好朋友”，更不是值得一爱再爱的“好情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和余秋雨不仅是一位散文家，而且是一个广义的文化人，一位善于炒作的明星式作家有关。

　　以《千禧日记》为例，媒体把作者炒作为“文化巨匠”、“文坛精英”。正是这位“博学”的文学大师，在困居塔上多年的学术研究之后，睡眼惺忪地骑上了散文的毛驴在华夏大地上“苦旅”，在远离尘嚣的“山中”写笔。他站在几乎与上帝同样的高度，追问在中国文化史的大殿里安睡的先人们，不断对华夏文明发出悲悯的感叹。“他跟超然对话，然后以此教育世纪末的今人。”

　　余秋雨不仅是“博学”的文学大师，还在散文中以哲人面目出现。读他的散文，总仿佛看见一个历史的哲人，沉思着跋涉在大自然的山水、江河、废墟、小镇、古殿、庙宇……之间，在哲人飘然走过的路上，无不留下对文灵魂和人生秘谛的沉重思考。或像有的评论者形容的那样：“他老是背着手，低着头，皱着眉在慢慢踱着。其基调永远具有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式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排遣之用的故作通脱。”

　　不管是“博学”的文学大师还是哲人，余秋雨均以自己所拥有的哲人的洞见力和一个艺术家的感受力做基础。他有一套聪明的叙述策略，如对古典文明，明明挥手拜拜，却又满怀恋情;好像在否定，又好似在赏玩。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做法，确能惹得读者的喜爱，以至在台港两地刮起一阵阵余秋雨旋风，让台湾文坛重镇余光中对隔岸同宗的余秋雨作出这样高的评价：“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30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