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余秋雨散文中的孤独意识的产生不仅与社会现实有关，还与学者自身的特点及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关。

　　(一)社会现状使余秋雨产生孤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与经济活动巧妙联姻的时代， 90年代中期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就是内外矛盾激化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极为敏感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感同身受，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社会的大症候，而这种社会大症候显然会造成人的一种困惑、茫然和孤独，故而余秋雨才会把眼光投向自然山水，反思民族文化。

　　(二)学者的领会是孤寂而痛苦的

　　学者的书斋生涯虽然空间狭窄，但他们的视野总是通向历史，而一旦深入历史，就愈感到历史惊人地相似，惊奇于历史的伟大，也就愈孤独。余秋雨无法逃脱学者的习性，他喜静、好沉思。他说道：“今后的我，仍然或者‘苦旅’，或者‘山居’，不愿沉入街市的喧嚣，即使喧嚣中夹进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也只在远处飘忽，烟雨渺渺。”尽管他在媒体上频频亮相，但那只不过是他稍稍转移孤独、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这自然就造成其散文创作中流露出的孤独意识。

　　(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的驱动产生孤独

　　余秋雨出于一种学者的负责的虔诚态度和使命感，跋山涉水，对传统文化进行追寻和反思，对其蕴涵进行阐释， “真正的学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在严峻的学术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大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哲人”。

　　另外，余秋雨进入历史文化中又被其本身的伟大雄奇、博大精深所震住，“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照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叹息”。这种巨大的气压也把秋雨先生逼向孤独。　　余秋雨在其散文中崇仰的孤独意识，散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空旷，“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脱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前， “我欲乘风归去”的高远。余秋雨正是通过孤独的精神苦旅，进行了一次大气的回归，一场静心的停泊，一个沉默的文化歇宿，并酝酿着又一次新的旅程，摩西塔克说：“孤独在人生的日记中写下了悲愤苍凉和风风雨雨之页，而在这些页码的字里行间，都昭示着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成熟的风范和优美的品质，昭示着使人更加亲密，更加相爱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