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中国文人的忧患

　　余秋雨先生首当其冲是一个文化人，文化人在关注文化的历史命运之时又不得不将笔端指向了自己――中国文人。中国的历史太长，文化太重，在中国当一个文人，一个堂堂正正的文人又谈何容易呢?在《文化苦旅》里，先生的笔端在山水翱游之时也不得不涉及他们，而一旦涉及就难以轻易脱身，轻松离开。

　　1.文人命运多舛

　　忧国忧民常常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写照，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对中国文人最好的概括。在《文化苦旅》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文人艰难多舛的命运历程，如《柳侯祠》里那个颠簸流离的柳宗元：

　　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