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伦理型文化的影响

　　伦理型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发挥过巨大作用，但由于伦理型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制的基础之上，是为巩固君主专政服务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的个性的发挥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造成了人格的某种缺陷。

　　在伦理文化影响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必然是忠君、重孝的文化。在《柳侯祠》中，柳宗元因罹祸而被远贬蛮荒之地，从而远离现实斗争中心，但由此柳宗元获得更深的人生感悟。像柳宗元这样经历的文化精英在中国文化史上比比皆是，苏东坡就是在远贬黄州之时奏出了生命的绝响。他们有机会渐渐洗去身为权贵的嚣浮气息，思考生命的真正意蕴，获得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见解，使生命得到升华，散发出持久的人格力量。但由于长期受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忠君报国的愿望从未消亡过，总想回到庙堂一展抱负，所以他们日夜盼望着遇赦回归朝廷，柳宗元于是在“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2】可朝廷怎样对待这些文人的呢?“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挪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3】正是由于朝廷的防范和文人自身所受儒家伦理文化的熏染，从而导致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氛围中逐渐消磨和缺失的缺失。

　　三、内圣外王型文化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强调以礼自治，要求人们自觉地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与非礼的言行做斗争，处处循规蹈矩，安于本分，这是礼的精神在人生道德领域的体现。中国文人价值观的失误与封建伦理的名份、道统观念有着不可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把人的价值评判归结为封建道德评判，看他是否尽了“名份”。即便到了20世纪初，也没有跳出这种“名份”的桎梏。在《酒公墓》中的酒公就是被这种名份标准残害的人。酒公先生是状元的后代，留学美国专攻逻辑，传统价值观念却给他开了个荒谬的非逻辑玩笑。虽然有人主动靠近，趋附风雅，甚至强抢他为师爷，但都不是看重他逻辑学上的造诣，而是因为他的留学生和状元后代的名份。酒公只是想借助他留学美国攻读过逻辑学的名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应该做的事，可连这点很容易实现的要求都没有实现。《阳关雪》中余秋雨开篇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这样角色错位和礼治要求的角色“绝对相称”的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又谈何树立健全的独立人格。

　　既然外在的礼治有如此多的不足，不能够树立健全的独立人格，那么就从内在的修养来培养独立人格。“仁”是儒家最高的社会理想，而“仁政”则可以被看成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就是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他人，达到上行下效，内圣外王的境界，突出人的作用，以每个人的道德完善来达到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写道：“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遽退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们都将为这种考试度过漫长的年月。”【4】传统的知识分子太重世俗功利，太重集体主义，也太容易与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媾和认同，以至丧失自身的独立人格。在这种氛围中和制度下选拔出来的官员怎么可能会具有独立人格，怎么可能会有创造性，怎么可能会有生机勃勃的学术氛围，有的只是摇头晃脑的背诵古诗文，埋头苦研八股文;有的“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反之，一味寻求独善其身，把消除了志向当作志向，则是文化人生命价值的另一种误区。作为这一误区的代表是带有避世色彩的隐士。如《西湖梦》中写到的在西子湖畔孤山脚下“伪隐居”的林和靖等，他们成为泯灭社会使命和人生追求，只求自以聊慰的文化孤魂。如此之流又怎么会构建起健全的独立人格，又怎能担当起中国文化承传的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