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爱，由于太讲究内外亲疏的差别，造成了人际关系的迷宫，直到今天仍难于走出。当然，不彻底的仁爱终究也比没有仁爱好得多，在漫无边际的历史残忍中，连儒家的仁爱也令人神往。

　　更不奇怪的是，上层社会终于排斥了墨家。这种整体态度，倒不是出于误读。上层社会不会不知道墨家的崇高地位和重大贡献，例如，就连早已看穿一切的庄子，也曾满怀钦佩地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就连统治者视为圭臬的法家，也承认他们的学说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甚至，就连大家都认为经典的《礼记》中的“大同”理想，也与墨家的理想最为接近。但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上层社会万分警惕的，又由于墨家曾经系统地抨击过儒家，上层社会也就很自然地把它从主流意识型态中区隔出来了。

　　秦汉之后，墨家衰落，历代文人学士虽然也偶有提起，往往句子不多，评价不高，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清后期。

　　这种历史命运实在让人一叹。

　　但是，情况终于改变了。一些急欲挽救中国的社会改革家发现，旧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改变，而那些数千年来深入民间社会的精神活力则应该调动起来。因此，大家又重新惊喜地发现了墨子。

　　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创刊号中，故意不理会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而独独把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后来他又经常提到墨子，例如：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梁启超先生更是在《新民丛报》上断言：“今欲救亡，厥惟学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