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即使不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在余秋雨散文中，除了古代诗歌的引用以外，其他所引古文全部被作者翻译成了白话文，细心点便会发现，余秋雨在散文里并非单调地讲述历史事件，更不直引史书，而且绝对不是史书的白话文翻译(人物语言除外)。他的“讲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融入了自己的情结情感，借小说、戏剧等表现手法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如《道士塔》第二节的叙述：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敦煌文物被窃取这一历史事件毕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作者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只能从历史记载中了解，而文章中对王道士细微的动作神情以及思想的描写，完全是作者丰富的想象，突出了现场感――好像作者亲历历史事件一样。这便把“一般过去时”改成了“现在进行时”，强化视觉效果。 类似这样的叙述，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是较为常见的。以致这种写法引来了许多责难，被认为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散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孙犁、汪曾祺那样的“散文化小说”，既然人们已经认同不同文体技巧的互补互用;况且，余先生并未在散文中虚构历史事件，并没有违反散文的真实性要求(关于散文能否虚构问题近年来散文界又开展了讨论，讨论结果不言自明)，只是对历史细节进行艺术化的合理想象，又何过之有呢?事实上，这种写法点铁成金，有利于深化主题，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笔者认为，对于文章品质的评判，不应受到作品社会效应的影响，还应立足于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