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余秋雨与中国传统文人一脉相承的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明传播的强烈忧患意识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对话式的议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对话”这一概念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分不开的，它指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里，不单是叙述者一个人在说话，有两个声音在说话。余秋雨散文的“对话”与巴赫金的“对话”虽然不完全等同，却也有相似之处。即与传统散文比，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话的声音：第一是作者与那些“远年灵魂”的对话，似乎他们早已认识、对坐长谈。余秋雨在探询古代文化遗迹或文化现象的过程中，着力于剖析历史个案――即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远年的文化灵魂”。如《阳关雪》中的王维、《柳侯祠》中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风雨天一阁》中的范钦、《千年庭院》中的朱熹、《苏东坡突围》中的苏东坡等，作者对这些具有“较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历史人物并非提到而止，而是尽可能再现历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历程，当然这种探索中渗透着作者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当读到《苏东坡突围》中“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时，已经分不清作者写的是中年的苏东坡还是中年的余秋雨了。第二是作者与读者对话。无论作者走到哪里，他总是忘不了读者、面向读者，在与古人对话之后，自己便出现，通过对话式的议论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许多历史散文都是独白式的，或是历史的洪流淹没了个人的声音，或是在个人独断的声音中让历史成为僵死的客体，余秋雨打破了这种个人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僵局，通过这两对“对话”行为拓展了文章的空间，也吸引了读者，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别人的交谈，还时刻能感受到自己在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中的存在，这样，读者就不再只是在文本之外观看作者的炫耀学识或是演绎自己的人格魅力，也不再驻足历史文化之外对曾经的风风雨雨采取漠然中立的认知式态度，而是被作者邀请进去，进入文本营造的话语空间和历史文化空间，和作者一道去经历一番文化苦旅。在他那圆熟的语言技巧经营出的具有魔咒般魅力的文字的感召下，读者也被带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个人的生命之流与历史的洪流浑融一片……这样，又形成了读者与历史的对话。由此我们看到：余秋雨的对话在两个层面展开而形成了多重对话的格局。在这多重对话中，余秋雨以自我的敞开博得了历史的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