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境内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大宝库。但是最近的一百多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致使这一文化瑰宝大量外流。作者对于这些宝物的损失也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

　　《道士塔》是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一篇散文。《道士塔》《莫高窟》应是劫后的苏醒。《阳关雪》则早已跳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圈子；《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今上海文明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小市民”“大市民”的概念。

　　此外，让绝大数中国人知道敦煌藏经洞的就是余秋雨的这篇带着幽怨的散文，作者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散失，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沉重回顾，作者通过对王道士的渲染，给出了一个愚昧无知的王道士的形象。这个曾经给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内心极大痛苦的愚昧的中国人，其实却有着另外的具有血肉的模样和人格，和余秋雨本人描述的相差很大。这也是余秋雨在此篇文章中的一个硬伤，把众多的历史积怨，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到一个脆弱的个体身上，这是具有理性思考的绝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王道士曾经数次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包括涉险送这些古籍到地方政府，最后冒死写奏章给慈禧太后，这些都是余秋雨没有向此文的读者所袒露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冒死保护古籍，却连连失败的人凭借着自我坚定的宗教信仰，为了清理当时的洞窟，出卖了珍贵的敦煌文献，余秋雨并没有仔细的描述那段坎坷的历史，却以文人的特殊喜好，置王道士以死地——这也有“余”的优势，因为王道士不会和他争论，即便从道士塔里面走出来，也争辩不过这样一个所谓的为了文学痛苦并思考着的，以有知做盾牌的文人。

　　《道士塔》中，当我们随着作者愤懑冲激，也意欲随作者横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强盗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车队时，忽然又被作者“拦下了车队，又怎么办”的提问所震慑，情感的痛苦转瞬间转为思想的痛苦。

　　《道士塔》写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个早晨“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开始他的粉刷”。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在这里读出黑色幽默，因为王道士粉刷的是千年流传的敦煌壁画！──这种生动又时时转换感情内涵的描述，充满在全部的余氏散文中，且经常是写得更精彩。

　　如此忧愤之语，道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爱以及对文化命运的无奈，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道士塔》正好印证了鲁迅的一段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