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一直以来虽然各种媒体对余秋雨褒贬不—，但我对其人其作品其学识，一直是十分钦佩的。他的《文化苦旅》以其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文情并茂、抒情与议论交融的写作风格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但近一段时间，关于余秋雨“捐款门”事件披露以来，我深感此君性格太张扬，行事太缺诚信，而且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弄得自己十分尴尬。

　　余秋雨这个人太爱钻营了，从成名之初即因文革中那段钻营的历史争议不断，成为当今文化人圈中是非最多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即出现了揭露余秋雨的声音。2000年4月《文学报》发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正式揭发余秋雨在文革中曾作为姚文元写作班子“石一歌”成员是“文革余孽”的种种事实，要求余秋雨忏悔。后来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作过辩解，但因事实前后矛盾而至今存疑。

　　余秋雨这个人太爱虚荣了。以16岁年龄之差和美女马兰二婚，本是自己的私生活，但偏偏要在报上炫耀，并在某晚报上以《如何对付16岁的年龄差？》为题接受采访并长篇报道，引出了关于和前妻李红的13年婚姻史和与马兰那段虽浪漫但也不太光彩的恋爱史。李红1979年和余秋雨结婚，1984年生下女儿,1992年7月和余秋雨离婚。当年余秋雨在前妻李红的关照下，屈居在老丈母娘的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苦心明智地写那本《文化苦旅》。那时候，大概除了上海有几个人能知道他在那个年代里的精彩表演，全国人民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余秋雨是个什么人。李红这个当初美丽善良贤惠的女人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让余秋雨在文坛上一步步出了头角。就是这样，余秋雨靠着女人稚嫩的肩膀，终于有了他梦寐以求的地位。当年，马兰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恰遇男友因车祸亡故，余秋雨作为领导处理此事，因见马兰貌美且小他十六岁，于是隐瞒其有妇之夫的身份，向马兰发起进攻。余秋雨出名了，完全不需要李红这个在艰难困苦里扶植他成功的女人了，身为学者的他完全没有摆脱市侩男人那俗的不可再俗的方法，在一个未婚女人面前述说自己妻子的不是，把自己婚外出轨描写的天衣无缝。最后的结果如众所周知：一个“才子佳人”的新型婚姻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了。而余秋雨的伪君子嘴睑也初露端倪。你说这不是自己毁誉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