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则如此评价自己的创作：“我的一生写诗虽近千首，但是我的诗不会全在诗集里。因为诗意不尽，有些已经洋溢到散文里去了。同时，所写散文虽达150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全在文集里，因为文情不断，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其实我的评论也不以评论集为限，因为我所翻译的十几本书中，还有不少论述诗、画与戏剧的文字，各以序言、评介或注释的形式出现。这么说来，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不过，仓颉也好，刘勰也好，大概都不会怪罪我吧。写来写去，文体纵有变化，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便是我对中文的赤忱热爱。如果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径，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

　　正是在面对着这悠远而丰满的中华文化时，在历经半个世纪，终于跨过空间带来的“乡愁”的诗人，又深深地沉浸在一种时间与文化的乡愁之中。

　　有论者提到，幼年时代，余光中为避战火在大陆南方辗转迁徙，后流落香港，定居台湾。成年后，除求学、教学、旅游出访欧美外，大部分时间流连于港、台的书房和讲台，在此得诗得文也最多。大约因为外在的生活阅历相对平和，审美情趣也是文人化的，具有典型的文人“雅趣”。

　　这种“乡愁”与“雅趣”，在余光中笔下交织成一幅幅古典意味的现代图景，对中国古典文学包括古典诗歌传统，对中华民族及其悠久博大的历史与文化，余光中数十年来无日或忘，怀有强烈而深沉的尊仰之情。在谈到创作时，他强调“要做一位中国作家，在文学史的修养上必须对两个传统多少有些认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大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小传统。”同时又不忘提醒“古典文学也是一大来源，如果能够活用，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活用，就是要能化古为今，否则古典的遗产，只变成一把冥钞，没有用，你要化古为今，古典遗产才能够变成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