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在《论夭亡》一文中，余光中先生歪理加邪说证明了夭亡的诸多好处后，又不厌其烦地列举雪莱的夭亡与弗罗斯特的老死，最后竟得出结论：“死亡不但决定死，也决定生的形象;而夭亡，究竟是幸，是不幸，或是不幸中之大幸，恐怕不是常人所能决定的吧?”纯系故作高深。死亡就是死亡，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怎么夭亡就比正常的老死“大幸”呢?与此有同工之妙的，恐怕也就“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的钱玄同堪与比拟了。稍微“遗憾”的是，钱先生的观点对世人所产生的毒害与余先生比起来，可就小巫见大巫了。　　二　　余先生最炫耀的文学观点便是“炼丹”，在其《逍遥游》的后记里不无自负地说：“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且不说这话里用了多少无聊的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我们只看余先生是如何在自己的文字里炼丹的。

　　我看到的是一颗文白夹糅、歧义丛生、晦涩难懂的半生不熟的青瓜“丹”：“我的观星，信且所之，纯然是无为的。两睫交瞬之顷，一瞥往返大千，御风而行，冷然善也，冷然善也。”这样半古不白的文字，即使20世纪30年代那一茬刚学白话文的作家，也要比他运用得圆润得多。稍有点古文基础的人，都能读出这几句话的生硬与别扭来。但余先生却不会这样认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余先生的好恶观。他自己乐此不疲地写着不文不白的夹生文章，却还要蔑视：“五四或30年代(上世纪)的名家，那种白话文体大半未脱早期的生涩和稚拙，其尤浅白直露者，只是一种滥用虚字的‘儿化语’罢了。”(《哀中文之式微》)同样，一边大声嘲笑着现代刊物上如　《未完成的恋曲》《生命的灯》《褪色的梦》《石榴花开的时候》　等“那些没有个性、陈腐不堪的题目”，“都是老祖母时代流行的帽子了”，一边却钻进书斋汗流浃背津津有味地创造着一点也不比他所举的例子高明一丁点的　《南半球的冬天》《下游的一日》《借钱的境界》《幽默的境界》《中国人在美国》等陈词滥调。